从一起行政诉讼案引发的几点法律思考

四川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魏 勇

一、基本案情
1999年9月，杨某某来南充市高坪区兴办大米加工厂，主管国税机关对其实行定期定额管理。经高坪区国税局2002年3月专案检查查明: 2000年1月至2002年2月，杨某某加工、销售大米应缴纳增值税188，564.31元，已缴纳增值税3,300元，应补增值税185,264.31元，滞纳金31,617.11元。上述事实有杨某某发货火车大票、杨某某笔记本记载的销售流水帐及其本人承认销售事实的询问笔录为证。2002年3月26日,高坪区国税局根据新旧征管法和国税发（1997）101号《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有关规定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杨某某自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向南充市高坪国税局缴清税款及滞纳金。
由于杨某某的偷税行为已涉嫌构成偷税罪，高坪区国税局在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后，于3月27日依法移送高坪区公安局。3月28日，杨某某因涉嫌犯偷税罪被刑事拘留，4月30日被逮捕。在逮捕期间，杨某某分二次共缴纳增值税157,894.73元(至今尚欠缴增值税税款27,369.58元和所有滞纳金)。2002年10月22日,高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杨某某犯偷税罪，向高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0月25日高坪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但仅对已取得购货方证据印证的销往云南省宣威市、四川攀枝花市等共13笔销售收入应缴税款进行了认定，对税务机关取得的证明杨某某实现销售收入的其他证据未予以认定，最终法院认定杨某某偷税数额为48,163.02元,其行为构成偷税罪，依法判决如下：被告人杨某某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48,163.02元。判决后，杨某某没有上诉。
2004年8月25日，杨某某以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偷税金额小于高坪区国税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偷税金额为由,向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高坪区国税局税务处理决定，退还原告多缴税款109，731.71元。经高坪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原告与税务机关的争议属于纳税争议,应当先经复议才能提出行政诉讼,所以,高坪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杨某某的起诉。”杨某某不服高坪区人民法院裁定,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原裁定。
二、几点法律思考
表面上看，本案是一起十分简单的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纳税争议案件，由于原告未先履行复议程序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而败诉。但通过对这个案件进行深入剖析后，笔者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着的几个法律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思考一：关于法院刑事判决所认定的偷税罪与税务机关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偷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案中，杨某某要求税务机关退税的主要事实是《刑事判决书》所判决的偷税罪涉及的偷税金额小于《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偷税金额。杨某某认为，涉税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行政程序就转变为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判决书生效后，偷税金额应以刑事判决书为准，其主要法律依据为《关于办理偷税、抗税案件追缴税款统一由税务机关缴库的规定》的通知（高检会[1991]31号）第四条规定：即“偷税、抗税案件经人民法院判决应当予以追缴或者退回的税款，判决生效后，由税务机关依据判决书收缴或者退回。”笔者认为，这里涉及到刑事判决与行政处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刑事判决与行政处理是两回事，生效的刑事判决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否定行政处理决定。具体来讲：第一，杨某某对高检会[1991]31号的规定在理解上存在片面性。高检会[1991]31号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精神，偷税、抗税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税收法规补税；税务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的偷税、抗税犯罪案件，移送前可先行依法追缴税款，将所收税款的证明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显然，这里第一条和第二条所称“税收法规”和“先行依法”均指的是税收行政法律法规，具体言之，是指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实体法规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在杨某某偷税一案中，高坪区国税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正是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实体法规和税收征管法而作出的，因而高坪国税依据《税务处理决定书》追征税款是完全符合高检会[1991]31号精神的。第二，高检会[1991]31号只是明确了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税款应由税务机关收缴，只是明确了收缴主体问题，并没有明确税务机关移送偷税、抗税犯罪案件前依法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与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的相互关系问题，更没有明确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可以否定税务机关移送偷抗税案件前依法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第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工作规程》（1995年12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1995]226号）第四十八条规定：“对已作行政处理决定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税务案件，税务机关应当在移送前将其应缴未缴的税款、罚款、滞纳金追缴入库；对未作行政处理决定直接由司法机关查处的税务案件，税款的追缴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偷税、抗税案件追缴税款统一由税务机关缴库的规定》的通知（高检会[1991]31号）规定执行，定为撤案、免诉和免予刑事处罚的，税务机关还应当视其违法情节，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加收滞纳金。”可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税务机关已先行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追缴税款应当按《税务处理决定书》执行。第四，从法理上看，偷税罪与偷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偷税罪是人民法院根据《刑法》，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程序来判决的，走的是刑事诉讼的道路。众所周知，刑事诉讼的任务主要是解决被告是否有罪、罪重罪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它不是行政诉讼，不对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偷税是税务机关依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税收实体法规和税收征管法来认定的，它解决的是纳税人是否应当纳税、应当纳多少税、是否构成税务行政违法的问题，由于刑事判决和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的依据、体系、程序各不相同，所以，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换言之，纳税人不构成偷税罪，并不意味着一定不构成偷税的行政违法。第五，高坪区国税局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是仍然有效的行政法律行为。高坪区国税局对杨某某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它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和拘束力等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非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行政监察等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与变更。截止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文书或者法定程序明确撤销高坪区国税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因而，高坪区国税局所作的税务处理决定继续有效。综上所述，偷税罪与偷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刑事判决与行政处理不能相互否定，可以并行不悖。如果纳税人要推翻税务行政处理决定，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思考二：关于税务行政违法证据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及衔接问题。
从证据法学角度来看，本案涉及的证据证明标准问题是引发杨某某与税务机关执法争议的主要原因。证据证明标准是指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对案件情况等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要求）。负有证明责任者履行证明责任达到了这个程度即完成了证明责任，否则就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证明标准高低直接决定了负有证明责任者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多少。科学、合理地确定证据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追究的是被告的刑事责任，涉及到剥夺被告的人生自由甚至生命，因而其证据证明标准很高，在西方通常认为要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由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为“无罪推定”原则，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同样对刑事诉讼证据采取很高的证明标准，我们通常说的“存疑不起诉”、“疑罪从无”就是这个道理。换言之，在刑事诉讼中要采取“宁可放过一千罪犯，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价值取向。就本案而论，由于时过境迁，税务机关所认定的偷税证据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无法向买方取证，所以，检察院在对杨某某涉嫌偷税罪案提起公诉时，以该部分证据只有运出的证据火车大票、杨某某笔记本记载的销售记录及其本人承认销售事实的询问笔录，没有购买方的证据，未形成证据链为由，对该部分偷税行为未予起诉。笔者认为，检察院的这种做法并无不当，是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精神的。但这是否表明，司法机关未起诉的部分，也就不构成偷税行政违法行为呢？笔者认为，行政行为的证据证明标准不如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学术界一般认为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就本案而论，税务机关只要有证据证明杨某某实现了销售收入，并进行了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导致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是完全可以认定为偷税的，而不必到全国各地的购买方取证。也就是说，从证据角度来看，由于证据证明标准的差异，虽然有的涉税违法行为不认定为犯罪，但却是完全可以认定为税务行政违法的。通过对该案的分析，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缺少税收证据方面的专门立法，没有一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对税收执法证据的种类、各类违法违章行为证据的采集要求、证明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以及证据证明标准等作系统详尽规定，这给基层税务机关执法带来了较大的执法风险，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加快出台税收证据法，如果条件不成熟，最起码应以税务规章的形式就证据问题作出专门系统规定。
思考三：关于对《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管理暂行办法》的适用效力和双定户超定额不主动申报纳税的定性问题。
本案中，高坪区国税局在处理决定书中引用了1997年6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双定管理办法》）第15条，该条规定：“定期定额户在核定期内的实际经营额高于税务机关核定定额20%至30%(具体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根据本地情况确定)而不及时如实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定额的，按偷税处理”。该规定的制定依据是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账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12号，以下总局文件简称《意见》）中关于“查帐征收户和定期定额征收户均应依法如实申报纳税，不申报、申报不实或者超过定额一定幅度未申报调整定额的，一经查出按偷税处理”的规定。笔者认为，就《意见》的法律效力来讲，在200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实施以前，《意见》虽由总局制定并公布，但属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是正式的税法渊源，可以单独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那么，根据《意见》制定的《双定管理办法》，由于完全符合《意见》精神和规定，因而在税收执法中同样可以作为执法依据予以引用。但是，2000年7月1日《立法法》实施以后，根据《立法法》第61条规定：“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象《意见》这种虽由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发布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将不再属于行政法规，相应地，《双定管理办法》的法律适用效力也随着降低。那么，如何重新认识《双定管理办法》的法律效力和性质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2年3月1日实施的《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和总局领导答记者问的有关精神，对于《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实施前已经公布实施的具有规章效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未采用总局令的形式重新公布的，应属于一般税收规范性文件。所以，《双定管理办法》在《立法法》实施后《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实施前，属于税务规章，而在《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实施后则属于一般税收规范性文件。对于一般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2004年5月18日法[2004]96号）明确：“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笔者认为，座谈纪要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但对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实践具有非同小可的现实作用。由是观之，一般规范性文件并非一律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执法依据，关键是规范性文件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否则，人民法院不会承认其效力。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双定管理办法》是否违反上位法规定呢？笔者认为，这里还牵涉到法律解释的问题，因为根据旧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以解释旧征管法实施细则，那么，《双定管理办法》中有关超定额定偷税问题是否属于总局对旧征管法实施细则行使解释权呢？纵观旧征管法实施细则，没有对旧征管法有关偷税条款进行解释的条款，因而，《双定管理办法》中有关超定额定偷税不是对旧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进一步明确解释，是对权利义务的新设定，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适用依据的问题，根据《立法法》精神，是不能由以税务总局名义作出解释的。此外，2002年10月15日开始实施的新征管法实施细则取消了国家税务总局对细则的解释权，从而使我国的税法解释体系趋于合法完善，避免了政出多门。因此，自《立法法》实施后，从法律解释角度来看，总局关于个体户超定额达一定幅度定偷税的规定，已经明显地超越了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在行政执法中不能作为认定双定户偷税的执法依据，否则，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将不会承认其效力，税务机关将会承担败诉的执法风险。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连市税务检查中部分涉税问题处理意见的批复》（国税函[2005]402号）得到印证，该批复第三条规定：“对于采取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纳税人，在税务检查中发现其实际应纳税额大于税务机关核定数额的差额部分，应据实调整定额数，不进行处罚。”该条实际上已经是对超定额达一定幅度定偷税规定的自我更正。但由于该规定只是针对大连的批复，根据总局《税收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7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特定事项的答复如需抄送本辖区，应当遵循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规则和制定程序，且不得称“批复”。所以，国税函[2005]402号不属于税收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予以直接引用。可喜的是，总局已于去年8月30日以总局令第16号规章公布了《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并已于今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办法中已经没有对超定额达到一定幅度定偷税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执行新的双定管理办法之前，对个体户超定额不主动申报纳税问题，目前宜作补税、加滞处理，并可对定额进行重新调整，除非个体户明显违反了新征管法有关偷税的规定，否则是不能作为偷税处理的。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

第32号


《青海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已经2003年8月25日省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11月1日起施行。 
省长：杨传堂

二○○三年九月二十日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理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省人民政府成立由有关部门参加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统一领导、指挥全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发生突发事件的州、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具体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民和村（牧）民委员会，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要求和指挥，做好本系统、本单位和本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人员，给予补助和保健津贴。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省实际，拟定本省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州、县级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条例》规定，按下列专项分类拟定全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

（二）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应急预案；

（三）重大职业中毒事件应急预案；

（四）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当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公共卫生教育和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专门教育，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提高公众卫生意识，增强全社会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居民委员会、村（牧）民委员会、教育机构等应在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加强预防工作，做好食品、生活饮用水、学校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急救机构的建设，配备相应的现场快速检测、实验室检验、调查取证、交通、通讯、医疗救治的仪器、设备、工具及药物、试剂和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专家库和后备人员储备库，定期对有关专业人员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组织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应急演练，推广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

第十一条 各州（地、市）应当设立符合要求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或者指定具备传染病防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

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一所医疗机构设立进行医学观察及隔离治疗的传染病隔离病房。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镇）、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村（牧）民委员会制定和落实预防突发事件责任制，对村医疗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供指导和帮助，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网络，建立健全省、州、县、乡、村五级信息报告体系。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建立统一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制定、完善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实施方案，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及时发现潜在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及早采取应对措施。

动物防疫组织、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发现动物中发生人畜共患传染病时，应迅速通报疾病监测机构。疾病监测机构接到通报后，应加强对发病地区易感人群的监测。

第十六条 动物中发生人畜共患传染病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等强制性措施，迅速扑灭疫病，防止人类感染。

第十七条 毗邻省区传染病暴发或流行时，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通报后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传染病传入本省。

第十八条 根据《条例》规定的制度和报告事项，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有《条例》规定应当报告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州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疗、救护机构应当立即对突发事件所致的病人提供现场救援与医疗救护。医疗救护力量不足时，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请求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支援。

第二十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迅速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工作。

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突发事件调查、现场勘验，采取控制措施，确定危害程度，作出突发事件评价和报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突发事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样品的采集、现场监测、实验室诊断，查明原因，对疫情报告进行汇总、分析、评估，并提出控制措施建议。

第二十一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并向省人民政府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省人民政府决定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应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州、县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应当立即报告省人民政府。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及时向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州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州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省行政区域内毗邻的州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接到通报的州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必要时应当及时通知医疗机构。

第二十三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必要时，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疫区实行封锁。

突发事件发生时，有关部门应协调配合，保证紧急物资和相关设备及时运达目的地。

第二十四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铁路、交通、民航、邮政等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采取应急控制措施，严防疫情通过交通工具或邮件扩散，对来往疫区的乘客和携带物品采取检疫、检查等措施。

第二十五条 实行首诊负责制。医疗机构在突发事件所致病人前来就诊时，必须接诊。接诊医生应当书写详细、完整的病历记录。对需要转送的病人，应当按规定将病历复印件随病人转送到能收治或指定的医疗机构。

第二十六条 收治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的医疗机构，应当按国家对传染病门诊及专门病区的要求，设置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合理安排人流、物流走向。进入污染区时，所有人员均应当按规定等级着装、消毒，严防医源性感染。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根据情况，决定对传染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采取医疗机构隔离观察、在家隔离医学观察或指定地点隔离医学观察。

在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应自觉遵守隔离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指定单位和人员负责进行管理，提供帮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施医学观察。

指定地点隔离医学观察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居（村）民委员会、隔离地点管理单位管理，医疗机构实施医学观察。

第二十八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牧）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力量，群防群治，对会馆餐厅、商场超市、集贸市场、文化娱乐等人口密集场所，采取消毒措施，加强卫生检查，及时收集疫情信息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二十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决定对公众场所、学校、市场等人群聚集的场所采取限制活动、营业或停止活动、营业的紧急措施。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农村、学校、市场、企业和社区等人群聚集地的管理单位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和完善紧急应对机制，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各用工单位和社区管理单位应当按规定对来自疫区的人员做好卫生检查、健康登记和疾病预防工作。

第三十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员落实传染病流行区内流动人口的预防控制措施，严防疫情扩散。在流动人口中发现病人或疑似病人时，应当在当地医疗机构就地诊治。对确实需要转诊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县级人民政府可根据传染病流行状况对流动人口进行登记查验，必要时采取其他限制性措施。

第三十一条 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应当接受治疗或者进行隔离治疗、医学观察，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调查，服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等管理单位的管理，拒不配合或不接受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的管理，改善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生活设施和医疗条件，严格执行管理规定，防止医源性感染和医疗机构内感染，做好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管理。

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产生的垃圾应当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制定详细的消毒规范与技术措施。传染病流行时，对疫区、疫点的终末消毒必须由专业人员按消毒操作规范进行。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条例》已明确规定处罚的，依照《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其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一）未及时发现、掌握突发事件情况的；

（二）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突发事件的；

（三）未有效组织救治的；

（四）未认真调查、评估判断突发事件并提出防止、处理建议的；

（五）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中有其他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追究其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一）未按应急预案要求履行责任的；

（二）未建立严格的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的；

（三）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四）突发事件发生后未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

（五）对突发事件现场、人员等未采取控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未及时对突发事件中受损害人群和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防护措施的。

第三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纪律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能为突发事件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的；

（二）未按规定接诊病人的；

（三）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四）因违规操作导致交叉感染及其他医疗事故的。

第三十八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担负应急任务的工作人员不服从调度，借故推诿、拖延，擅离职守或者临阵脱逃的；

（二）拒绝接受突发事件检查、隔离等应急措施的；

（三）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拒不采取医疗措施而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

（四）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第三十九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编造与突发事件有关的恐怖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有关单位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擅自在公路上乱设卡、乱收费的，给予有关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贪污、私分、挪用、截留应急资金或捐赠款物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撤职或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3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