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书记员在审判中的工作流程及职责

肖文


一、书记员的基本条件
　　人民法院书记员是指依法在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中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机关审判的其他事项的审判业务辅助人员。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这些规定，对人民法院书记员的概念、工作职责及其法律地位作了高度概括。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的书记员是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之一，是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中专门以担任审判庭记录工作为主要职责并协助法官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的工作人员。他像法院院长、庭长、审判员、法警等人员一样是法院人员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人民法院的书记员的任职条件是较为严格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书记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身体健康，年满18周岁；
　　（4） 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具备从事书记员工作的专业技能；
　　（5） 具有大学专科的文化程度。
　　第四条又做了禁止性规定：
　　（1）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 曾被开除公职的；
　　（3） 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二、书记员的工作职责
　　根据《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书记员工作职责有以下五个方面：
　　（1） 办理庭前准备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
　　（2） 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
　　（3） 担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4） 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
　　（5） 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及审判实践中的要求，书记员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录工作
　　记录工作就是对审判庭审理案件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笔录。笔录是人民法院在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案件的过程中，以文字的形式记载的如实反映诉讼活动的法律文书。制作好笔录是书记员基本的工作职责。根据笔录的适用范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各类案件通用的笔录，如调查笔录、勘验笔录、法庭审理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笔录、宣判笔录；二是部分案件中使用的笔录，如适用于刑事自诉、民事、经济纠纷和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笔录，适用于刑事案件和各种执行案件的搜查笔录，适用于强制执行财产案件的执行笔录和查封、扣押财产笔录；三是仅适用于特定案件的笔录，如刑事案件的送达起诉书副本笔录、死刑案件的验明正身笔录和执行死刑笔录。书记员应当系统地了解笔录的性质、作用、特点和要求，熟悉制作各种笔录的具体方法。
　　（二）诉讼中的工作
　　诉讼，是一个案件从收案、审理、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它完全依据程序法的具体规定进行。书记员在整个诉讼中的工作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收案的审查与登记工作。接到案件起诉后，书记员应对案件的材料是否齐备、是否完整进行全面审查，经检查无误后进行收案登记，办理收案的各种手续。二是庭审的准备及庭审工作。一个案件经过收案审查之后，一旦确定审理，书记员就要依法做好开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它包括各类诉讼文书的填写和送达、张贴公告、布置法庭、宣布法庭注意事项、检查应到庭的人员是否到庭并向审判长报告；同时，在开庭审理中书记员要根据法官的部署及安排，细心做好各项工作，重点是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完整、如实地记录下来。在闭庭后，书记员还要协助法官将开庭中出现的情况和需要办理的事项一一处理好。三是裁判文书的送达及案件的移送工作。对已经依法审理作出裁判的案件，书记员应当及时地将裁判文书送达当事人；对于上诉、抗诉或者依法需要报请复核的案件，书记员要办好送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移送手续；同时，上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要依法办好审查、接受手续。四是执行工作。对于需要执行的案件，书记员要具体办理有关执行的各种法律手续并协助执行官做好执行工作。五是诉讼文书的立卷、装订与归档工作。立卷是从诉讼活动一开始就应当进行的，随着诉讼活动的进行，各种诉讼材料都应随时整理。诉讼活动一结束，就应当将所有诉讼材料分别装订成册并及时归档。
　　（三）有关审判的其他工作
　　在实践当中，书记员应当办理的有关审判的其他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书、材料的收发工作；2.司法统计工作；3.法律文书的打印、校对工作；4.信访接待工作；5.协助法官起草司法文书；6.在法官指导下调处轻微的刑事纠纷和简易的民事纠纷、调查案件事实工作；7.有关领导或法官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地位
　　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地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也都具体明确了书记员的地位和任务。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具有“书记员”的法定职务，依法参与办案工作的全部过程，履行法定职责、完成法定任务，从而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所以，作为法院内部的一种专业人员，书记员在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
　　从工作过程来看，书记员既具有依附性又有独立性。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书记员必须服从法官的指挥，在法官的指导下做好审判案件的记录、文字、卷宗整理、证据保管及司法统计等诸项工作，故书记员是法院的非核心人员。但是，在职责范围内，书记员并非具有绝对的依附性，而是独立地进行司法辅助工作，并可以对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执行法律等具体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可见，书记员工作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四、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作用
　　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作用是由书记员的工作任务所决定的。书记员的工作是人民法院业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判工作的水平。
　　（一）书记员工作是审判各类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每一起案件，在从立案到结案的整个诉讼活动中，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书记员去做，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如询问证人、评议案件等等，也都需要依靠书记员的协助，通过记录工作使其变为有形材料，并以此体现整个诉讼活动的全过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书记员工作，也就没有审判活动。
　　（二）书记员工作是制作司法文书的基础和依据
　　司法文书是审判活动的集中反映，是审判活动的结论和文字凭证。其制作的基础和依据，就是审判法官与书记员在办案过程中形成的讯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笔录。根据办案实际情况，认真做好笔录，就是必须由书记员完成的主要任务。如果笔录记录的内容不实或不准确，就会影响诉讼文书的质量。
　　（三）书记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案件质量
　　一起案件，从受理到审结，书记员要独立或配合完成许多工作，其工作的好坏，对能否保证案件质量有直接影响。书记员制作完成的卷宗材料，往往是衡量一起案件质量如何的主要依据。通过审查各种记录和法律文书，就可以对这起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作出相应的评价。如果一起案件在处理结果上没有错误，但卷内材料不全、记录不清或者出现错漏，使事实被误解，就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质量。所以说，书记员工作直接关系、反映着办案质量。
　　（四）书记员工作是决定案件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要条件
　　经过书记员制作、整理、装订起来的各类审判卷宗，多是永久性的或需要长期保存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资料是国家的财富，不仅对国家制定法律、确定各项方针政策有重要的查考作用，而且对法院自身总结工作，尤其是再审、复查案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卷内没有书记员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字迹潦草，其他人看不清、看不懂，别人就无法了解案件，也就难以对案件的原处理结果作出正确与否的评判。可见做好书记员工作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五、书记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书记员队伍是人民法院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书记员工作质量直接反映和影响着整个审判工作质量。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更加繁重，作用更加突出、责任也更加重大，迫切需要加强法院队伍建设。作为法院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书记员队伍，如何适应新的法官管理体制，如何在辅助法官办理案件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何能够稳定和建设好这支队伍，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书记员的整体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书记员应当具备坚强的政治素质。书记员的政治素质，具体包括为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等方面。要求书记员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法制，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其次，书记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审判工作的严肃性、特殊性及重要性不仅要求法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求书记员也应当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第三，书记员应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书记员虽无权直接办理案件，但其诉讼记录是以法律知识为基础的。只有熟练掌握法律知识，在记录中才能得心应手，才能保证记录的清、准、快，才能为法官的正确评判提供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对一些案件的形式审查也离不开法律专业知识。第四，书记员要有过硬的记录技能。书记员的工作主要是记录，准确无误地把诉讼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工作强度大、知识面广、责任心强，这就要求书记员在扎实的协作基础上掌握过硬的记录技能，才能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
　　　　　　　　　　　　　　——以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为视角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在强制医疗诉讼中也不例外。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被害人诉讼权利中，其程序参与权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权利，而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没有很完备地体现在立法中，这对于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对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中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必须保障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参与权。

　　刑事诉讼程序参与权是指案件双方利害关系人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到整个诉讼过程中，并能有效影响裁判结果的权利。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从程序上规范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对于保障公众安全，及时妥善医治精神病人将发挥重大作用。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未明确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这也是今后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应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法理依据

　　正义是制度合法性的基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1]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现了均衡正义的思想，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与被告人一样享有同等地位，“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丝毫不意味着将与企图伤害犯罪人并剥夺其宪法性权利的压制性的刑事政策发生必然的联系。”[2]维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以实现均衡正义。迈克•D•贝勒斯确定了程序公正的七项原则，其中之一即为参与原则，意指“当事人应能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3]因此，程序运作上的参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裁决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的做出过程中，让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随着国际社会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犯罪被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其诉讼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益成为国际共识。[4]

　　二、保障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必要性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被害人具有双重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契合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作为特别刑事程序应对其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被害人权利中一项最重要的权利，犹如基石之于高楼大厦。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人权是作为人必须拥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每个人自然也都应该得到基本人权的保障，并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5]

　　（一）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维护本国宪法尊严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有关于本国公民权利义务的篇章。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确立了人权保护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是母法，是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不准违反。刑事被害人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自然要求国家法律加以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程序参与权的有效保护，必然会导致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规定形如白纸，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尊严会降低甚至丧失。同时，国家在国民心中应有的权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损伤。刑法、刑事诉讼法是一国宪法的具体体现，国家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防范意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已发生的侵害行为中被害人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维护其利益的诉讼中，确保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恢复。因此，对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的保护，就是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律的尊严。

　　（二）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障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公正的需要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公正，是指在该诉讼由始至终运作的全过程中，现实被害人与被申请人在维护各自合法权益方面，都有充分的参与程序的权利，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诉，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一个国家重视对双方利害关系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权利的保护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体现。若国家只注重对被追诉方单方程序参与的保护而轻视甚至漠视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保护，必定会使已受到非法侵害的被害人心存不满，而且很可能会放纵了犯罪分子，使其逃脱应有的制裁，还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这样，强制医疗程序显然无法实现应有的公正。

　　“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6]由此可见，诉讼程序中参与的重要性。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确保程序主体，特别是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加诉讼全过程，对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

　　人们常将正义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所谓实体正义就是从目的和结果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分配原则作的合乎正义标准的规定。法治的实体正义往往体现为人们对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追求。但是要使这种规定得以形成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方式，即一定的程序。而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7]程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和状态而事先进行的一定时间的活动，有人称法的程序正义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来自于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让双方利害关系人都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样的正当程序才能有效地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强制医疗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诉讼程序，它的特点在于采用这一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是决定是否对特定的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由于此类案件审理的对象患精神病或者或者精神障碍，受其病理性干扰，不能像正常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因此，法律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基于此，如果被害人再不参与诉讼，等于是双方利害关系人都没参与到法院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对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裁判是完全无益的。而且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可以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恣意的发生，从而确保裁判结果的正义性。[8]

　　 （四）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证鉴定结论公正性的要求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然，认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无责任能力并决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但是由于司法人员缺少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鉴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即处于核心地位。Koch法官曾毫不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9]鉴于鉴定结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核心地位，鉴定实施程序更是强制医疗程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循程序参与原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作为利害关系人，理应在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中到场，并能够及时在鉴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反驳或者抗辩。这样一方面将鉴定过程置于当事人监督之下，增加鉴定过程的透明度，保障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充分参与鉴定过程，有利于增加他们对鉴定人和鉴定结论的信任度，避免重新鉴定，提高鉴定的效率和诉讼的效率。

　　 三、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立法现状

　　（一）审判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未对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作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规定赋予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复议，但该解释第五百三十条关于开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害人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参与庭审并享有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权利，这会影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权益的实现。其未参与庭审，不利于其复议申请权的正确行使。因为在涉及被害人权益的审判程序中，应当从实际上保障其具有参与该程序并发表意见的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程序上的可救济性则是要赋予有关当事人程序上的救济权，即对于法院的裁决必须赋予当事人救济的权利。”[10]反过来，被害人的救济权行使是建立在其充分参与程序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否则，救济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强制医疗适用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概括起来就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系精神病人；第二，实施暴力行为，且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三，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其中有两个条件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也是法院审理时审查的主要对象。由此可见，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决定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我国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尤其关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更为稀少，2007年10月1日由司法部发布开始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涉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殊规定仅“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第24条）。但对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鉴定程序却无任何规定。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权利赋予公、检、法三机关，而非当事人；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确定鉴定结论法律效力的必要前提，以致鉴定人通常不出庭，仅出具鉴定结论即可，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根本无法对鉴定人进行发问，了解鉴定结论作出的过程和依据。在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程度以及对鉴定结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缺失严重影响强制医疗的正确适用。

　　四、加强保护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之建议

　　强制医疗程序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权利保障上，法律倾向于肇事的精神病患者，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建构正当的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也决不能忽视。

　　（一）赋予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