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阿曼苏丹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３年５月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政府（以下称为“缔约方”），均系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航公约的参加国，希望便利中国人民和阿曼苏丹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民用航空方面的相互关系，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间以及延伸至各自领土以远地区的定期航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文中另有需要，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阿曼苏丹国方面指民航总局，或双方均指授权执行上述当局目前履行的职能的任何个人或机构；
　　（二）“空运企业”，指提供或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三）“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经指定和获准的空运企业；
　　（四）“航班”，指以飞机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五）“国际航班”，指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六）“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任何目的不在于上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降停；
　　（七）“运力”，
　　（１）就飞机而言，指该飞机在航线或航段上可提供的商务载量；
　　（２）就规定航班而言，指飞行这一航班的飞机的运力乘以该飞机在一定的时期内在航线或航段上所飞行的班次；
　　（八）“运价”，指为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支付的价格以及采用这些价格的条件，包括提供代理和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或条件；
　　（九）“航线表”，指本协定所附的航线表或根据本协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所修改过的航线表。该表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除另有规定外，对本协定的一切援引应包括对该航线表的援引。

　　第二条　授权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规定的权利，以使其指定空运企业能在航线表规定的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国际航班（以下分别称为“规定航线”和“协议航班”）。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应享有下列权利：
　　（一）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在上述领土内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和
　　（三）在航线表中规定的上述领土内的地点经停，以便上下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被认为是给予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为取酬或出租而装上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运往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另一地点的权利。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规定航线上作加班或包机飞行，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可飞行。此项申请应在飞机起飞七十二小时前提出。

　　第三条　指定和许可
　　一、缔约一方有权书面向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空运企业，在航线表规定的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二、缔约各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其国民。
　　三、在不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应不延误地给予该空运企业以合适的经营许可。
　　四、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它证明，该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根据法律和规章所制定的条件，这些法律和规章是上述当局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所通常和合理地予以实施的。
　　五、空运企业按照上述一经指定和获准，即可在任何时候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许可的撤销
　　一、在下列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撤销和暂停业已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对该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它对该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国民的情况有疑义；或
　　（二）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给予其权利的缔约方的法律和规章；或
　　（三）如该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撤销、暂停或规定条件必须立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章，这种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五条　提供技术服务及其费率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指定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主用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商确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按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所规定的公平合理的费率付费。这些费率不应高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缔约另一方本国空运企业使用类似设施和服务所付的费率。

　　第六条　关税和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国际航班的飞机，以及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如这些设备和物品留置在飞机上直至再次运出或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航段上使用，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豁免一切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或代表该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只供飞行国际航班使用的燃料、润滑油、零备件、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或装上该企业飞机的上述物资，即使在装机的缔约方领土内的航段上使用，也应豁免所有税收和费用，包括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征收的关税和检验费。可要求将上述物资交海关监管。
　　三、留置在缔约任何一方飞机上的机上正常设备、零备件、机上供应品、燃料和润滑油，只能在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该当局可要求这些物品置于他们监管之下，直至再次运出，或按海关规定另作处理。
　　四、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客票、货运单以及宣传品和小纪念品，应豁免一切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

　　第七条　财务规定
　　缔约任何一方允许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按正式比价，自由结汇该指定空运企业因运输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在缔约一方领土内所得的收支余额。如缔约双方间的支付按一项专门协定办理，则该协定应适用。

　　第八条　豁免收入所得税和其他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所得的收入或利润，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应豁免所得税或其他类似税收。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经营协议航班而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雇用的人员，如系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其因受雇而取得薪金、津贴或其他收入，在该领土内应豁免所得税或其他类似税捐。

　　第九条　入境和放行规章
　　一、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航行的法律和规章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该机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在缔约另一方提出要求时，缔约一方应立即向其提供上述法律和规章的文本。
　　二、对直接过境缔约任一方领土的旅客，至多只采取非常简化的控制措施。直接过境的行李和货物应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收和费用。

　　第十条　运力规定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方面，应有公平均等的机会。
　　二、有关班次、机型、飞行时刻表、地面服务和关于经营协议航班的其他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如此协议的班次、机型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应考虑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整条航线或其航段上经营的航班。
　　四、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其主要目的应是以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满足当前和合理地预料到的，来自或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的旅客、邮件和货物运输的需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地点上下前往或来自第三国的国际业务的权利应是辅助性质的，其运力应与下列各点有关：
　　（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和规定航线上各点间的运输要求；
　　（二）在考虑该空运企业的协议航班所经过地区内各国空运企业建立的其他航班后，该地区的运输要求；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五、初期运力的提供应在协议航班开航前由缔约双方商定。此后，运力的提供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随时商讨，对商定的运力作任何改变应以换文确认。

　　第十一条　资料和统计资料
　　缔约任一方航空当局应根据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审议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提供的运力时可能合理地需要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为确定已载运的业务量所需的全部情况。

　　第十二条　班期时刻表的批准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不晚于在规定航线上开始飞行协议航班三十天前，将航班类别、机型和班期时刻表通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此后的更改以及每一夏季和冬季时刻表。
　　二、收到该班期时刻表的航空当局对该时刻表通常应予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在任何情况下，上述指定空运企业不得在上述航空当局批准该时刻表前开始经营航班。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此后的更改。

　　第十三条　运价的制定
　　一、任何协议航班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航班特点（如速度和舒适水平），以及其他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任何航段上所收取的运价。这些运价应根据本条下列规定制定。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达成协议，在有必要和可能时，应与在该航线或其航段上经营的其他空运企业进行磋商。达成协议的运价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并至少应在其拟议采用之日九十天前提交各自航空当局。在某些情况下，经上述当局同意，这一期限可予缩短。
　　三、如指定空运企业不能就这些运价中的任何一项达成协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达成协议，确定运价。
　　四、如双方航空当局未能就批准根据本条第二款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达成协议，或未能根据第三款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这一问题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七条规定提交缔约双方解决。
　　五、在根据本条规定确定新运价前，已生效的运价应继续有效。但是，运价不应由于本款规定在其应失效之日十二个月后仍然有效。

　　第十四条　文件
　　缔约任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具有该缔约方的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和文件：
　　（一）登记证；
　　（二）适航证；
　　（三）航行记录表；
　　（四）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五）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六）空勤组名单；
　　（七）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八）货物、邮件舱单；
　　（九）总申报单。
　　缔约一方发给或核准的上述有效证件和执照，缔约另一方应予承认。

　　第十五条　寻找和营救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如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遇险或失事，缔约另一方应：
　　一、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
　　二、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
　　三、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助；
　　四、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五、调查事故情况；
　　六、允许缔约一方的代表接近飞机，并作为观察员参加对事故的调查；
　　七、如调查中不再需要遇险或失事的飞机和其装载物，应予放行；
　　八、将其调查结论和最后报告书面通知缔约一方。

　　第十六条　协商
　　一、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在必要时互相交换意见，以确保紧密合作，并批准所有与执行本协定有关的事项。
　　二、缔约一方为了修改本协定或航线表，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应在收到进行协商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经协商达成的对本协定的任何修改，应在以外交换文陈明已根据各自国家法律履行了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三、如修改只涉及航线表，则应在缔约双方航空当局间进行协商。在上述当局就一项新的或经修改的航线表达成协议后，此项修改应在以外交换文确认后即行生效。

　　第十七条　争端的解决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保证本协定的正确实施。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分歧，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应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此项协商应在收到进行协商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如不能在六十天内达成协议，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八条　终止
　　缔约任一方可随时将其终止本协定的决定通知缔约另一方。通知发出后，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收到终止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即告终止，除非缔约双方在期满前同意撤销该通知。在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后，或将通知递交缔约另一方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外交机构之日，该项通知应认为已被收到。

　　第十九条　标题
　　本协定每条均冠以标题，只是为了查阅方便，而决非对本协定的范围或意图予以解释、限制或说明。

　　第二十条　生效
　　本协定自以外交换文确认缔约双方已完成了各自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下列签字人，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在马斯喀特签字，正本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对中文和阿拉伯文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缔约双方已相互通知完成了生效所需的法律手续，本协定自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日生效。

　　　　　　　　　　　　　　　航线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的往返航线为：
　　中国境内一点——两个中间经停点——马斯喀特——两个以远点。
　　注：航班可以飞行规定航线上的两个中间经停点和两个以远点，但马斯喀特和上述地点间不得行使业务权。

　二、阿曼苏丹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的往返航线为：
　　阿曼苏丹国境内一点——两个中间经停点——北京——两个以远点。
　　注：航班可以飞行规定航线上的两个中间经停点和两个以远点，但北京和上述地点间不得行使业务权。

　三、说明：
　　（一）缔约任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任何或所有飞行中，可以不经停规定航线上的任何或所有地点，但航班须在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和终止。
　　（二）该指定空运企业应在开始飞行协议航班和以后更换班期时刻表前，指定上述两个中间经停点和两个以远点并提交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批准。这些地点，每次飞行不必相同。
论罪刑法定的人权价值
刘亚平

　　　　“人权”是个敏感的字眼，但却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在肯定人权的价值、主张保障人权方面，至少在公开场合并无异议，争执的焦点在于人权的标准。刑事法律及其学说具有较强的阶级性，然而，现代刑事法律及其学说的存在与发展却以人权理念为基石。无视刑事法律的阶级性，则不能正确认识刑事法律；而忽视了人权保障，则不可能完善刑事法律。刑事法律及其学说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与人权保障有关。悖离人权保障理念的刑事法律学说可能红极一时，但终归是短命的。本文仅就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价值作一阐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是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即“无法无罪，无法不罚”或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所派生的具体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禁止适用类推、原则上不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和刑法规范明确化等。概括罪刑法定原则和它所派生的具体原则，无非是强调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而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的实质在于限制政府及其司法机关任意行使刑罚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公民的自由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的实质是限制司法任意，保障公民权利，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第一，罪刑法定原则是对刑法的制定和适用给予限制，通过这种限制来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制定的限制，排除立法上对罪与刑的规定的任意性，不得对非犯罪行为随意进行犯罪化和刑罚化，也不得对犯罪行为随意进行重刑化，使公民包括犯罪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及政治权利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适用的限制，排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定罪量刑上的任意性，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不得法外定罪，亦不得法外施刑，从而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犯罪人不受法外追究，使公民人权得到切实保障。刑罚是打击犯罪保护社会最有力的工具，若不加以限制，它往往也是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如果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不予限制，其结果势必广泛地侵犯公民权利。这种人人自畏，无法预测自己行为合法性的状态甚于犯罪。在当代，给制定和适用刑法设置合理的限制，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取得平衡的基础上，刑法才能发挥最理想的效能。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加以限制，并不是有利于犯罪，而是发挥刑法制裁力并防止刑法被滥用的积极保障。防止刑法被滥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最重要的还是法律本身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这种保障。
　　第二，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直接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权利，有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
　　人的行为应当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人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如果任何人的自由都是无限的，那么任何人都会失去自由。自由权利的根本问题在于给自由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限度，使一切人平等地享有限度以内的最充分的自由。这个限度就是用法律规定，允许公民做什么和禁止公民做什么。公民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而避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法律特别是刑法对禁止性行为应予明确规定，法律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应作允许公民实施的推定。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通过明确规定公民自由的范围来保障其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内容体现了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法律的正义在于行为前的警告，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应当事先在刑法中给予明确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不允许司法机关追究和惩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这就使公民个人自由不会受到任意的和事后的司法侵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稳定性方面使人权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化原则又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确定性方面给予法律保障。“刑事法律确定性的标准高于民事法律。任何犯罪都应当确定其界限。定义明确的刑法才能起到事先警告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使得公民在行为前就能确切知道什么行为是法律许可的，不致因为法律含糊其辞而担心行为之后可能遭到指控。”1刑法罪刑规定不明确的危险性在于“它留下了最广阔的疑问，其范围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其后果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2在自由范围不确定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受到刑事追究，那就无自由可言。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
　　第三，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人权保障。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为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的惩罚功能和保护功能统一于实现国家、社会保护和公民个人保护这一目的。这一目的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又以公民人权保障优先。“主权在民”，国以民为本。公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最终会使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受到根本性的侵害。
　　罪刑法定原则保障惩罚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同时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切实保护。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只是狭义的人权保障。广义的人权保障，还包括及时惩办侵犯人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功能，实质上是从更广泛意义上保护人权。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与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罪刑法定原则又体现了人权保障优先的价值。“在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当初，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刑罚擅断主义的刑罚制度，明确个人自由。”4“罪刑法定主义乃系以限制国家刑罚之行使为主要目的，而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5可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观念的集中体现与表述。罪刑法定原则能被世界各国的刑法普遍接受，就是因为它具有保障人权的合理内核。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更充分体现人权的保障。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人权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结果
　　法律的原则与内容反映的是法律所处时代社会的普遍要求。这种社会的普遍要求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这种要求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能上升为法律原则。因此，人权既是人类基于对自身价值认识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基于这种要求进行斗争取得的社会及其统治者对于人的价值的承认。提出人权和要求保障人权并不断扩大人权保障的范围、提高人权保障的标准，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并不断为争取人权同统治者进行斗争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是这种人权保障要求在刑法以致法律中的反映，是人权斗争迫使统治者承认人的价值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形成的历史轨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生产力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和觉悟水平的综合指标。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人们对自身的价值、权利认识和要求都相对低下，因此，能够容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直接地剥削压迫、公开不平等、残暴镇压的统治和专制擅断的司法。尽管当时也有正义、自由、平等、人道的要求，却远没有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当时的法律也与人们的这种容忍和承受能力相应。“如果说在罗马刑法中有什么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国家至上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对任何有害行为包括具有侵害危险的行为处以严厉刑罚，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值得国家尊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基本原则。刑法成为了维护罗马皇帝专制统治的工具，含义模糊的叛逆罪成为了刑事追究的重点，一切有损皇帝人身、尊严和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在此罪名下被处以极刑。”6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对于专制君主来说，统治权就意味着刑罚权，既然他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他的刑罚权也必然是不受限制的。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人也司空见惯，从任意处死普通百姓以至抗金名将、忠臣名士、封疆大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普遍接受的理念。由于刑罚权完全受君主的支配，犯罪也就必然没有稳定的法律解释，而是以君主个人的意志为标准，这种意志有时由君主自己表达，有时则由其代理人法官或官吏表达。在封建专制、司法擅断的当时，一切可能成为刑罚对象的事物都是犯罪，而法官认为应当处罚的一切事物又都可以构成刑罚的对象。无论有无法官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君主至上，专制暴虐，罪刑擅断的现象在封建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承受压迫的容忍力随之降低。这就与中世纪以来封建主变本加利的残暴统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强烈的要求自己的财产权利、人身自由以及他们所创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国家的保护，——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独立。这一要求几乎代表了当时的所有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所表达的自由、平等、博受、尊重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恰恰喊出了所有被统治阶级以致全社会的心声。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权利，或者能够接受这种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在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中得到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承认。《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依法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7《自由大宪章》中关于未经合法判决，不得侵犯自由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原则，在后来的立法、判例中又屡加重申。鉴于权力机关的种种专横行经严重侵害了臣民的人身权利，1679年《人身保护法》规定，在押人或其代表，有权向王座法院请求发给“人身保护令状”，限期将在押人移交法院，并向法院说明拘捕理由；法院应以简易程序开庭审理，若认为无正当拘捕理由，得立即释放在押人；若不然，法院得酌情准许在押人取保开释，或从速审判。这时的统治者才仅仅能够承认自由民人身权利的法律保障。即使如此，受封建制度和观念的桎梏，这种法律保障也不可能彻底。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不得不为实现他们的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人权理想继续奋斗。斗争的矛头由泛泛的司法、法律，逐渐指向最能体现封建统治意志的刑法。他们要求刑法彻底摆脱与自己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宗教观念和封建政治伦理观念的束缚。意大利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抨击了旧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刑法原则的思想。其中，反映罪刑法定的思想提到首要的和至尊的地位。贝卡里亚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对旧的刑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阐述了作为现代刑法原则基础的刑法思想，把人权、人道的标准引入刑法。最后完成罪刑法定原则提炼的“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在论述刑法作为裁判规范和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时，“强调刑法对法官的限制作用”，这实际上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保障人权的功能”。8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够用精练的语言准确而全面地概括罪刑法定原则，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能够接受限制政府、保障人权的法治观念。罪刑法定主义，是费尔巴哈在1801年的刑法教科书中，用拉丁语以简明的法谚形式加以表述的。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含有罪刑法定保障人权思想的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及刑法。这个时代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美洲逐步取得成功的时候。
　　从罪刑法定原则提出到确立的过程，不难看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权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基于人权保障的普遍要求才有罪刑法定思想的产生，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统治者对人权保障要求承认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人们普遍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势必被提出这一要求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罪刑法定原则确定为宪法或刑法原则，满足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普遍的权利要求，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三、社会主义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于其人权价值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刑法能够而且必须接受资产阶级提出的，被资本主义国家刑法普遍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因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并不专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满足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然而，这种阶级的利益要求永远不能超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的水平。所谓“生产力的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能力、认识能力和觉悟水平。所谓“人类的普遍要求”就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性”。因此，阶级的特殊要求最终不能违背人类的普遍要求。人权保障就是这种人类普遍要求的重要内容。人类的普遍要求是随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提高的。资产阶级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要求，而是当时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与阶层的要求。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方式的代表，他们的主张与当时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确立。
　　以“限制权力，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回避的，甚至是必须载入法律的，但绝对不是其独有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应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权这一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应有之意。因此，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而且必须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之中。的确，马克思曾对近代西方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作过许多批判。然而，马克思批判的是近代西方人权制度的虚伪性和狭隘性，而不是作为人类普遍要求的人权本身。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阐发人权的。马克思终生致力于人类的解放运动。马克思谋求的不是一般的政治解放或经济解放，而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就是人类所应该获得的承认和保障的共同利益、要求，是人类的共同权利，即人权。人类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核心。可见，真正代表人类主张人权要求的，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把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中是天经地义的。
　　至于罪刑法定原则中限制刑事立法、司法权力的内容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刑法，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刑事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目的是保证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正确运用这些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授予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决不能是无限的。立法与司法的任意，使公民权利失去保障，与社会主义法治背道而驰，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罪刑法定原则限制立法与司法，排除立法与司法的任意性，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注：
　　1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39页。
　　2同上。
　　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43页。
　　4何鹏：《外国刑事法选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5蔡墩铭：《刑法基本理论研究》，台湾汉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6黄风：《贝卡里亚及其刑法思想》，1987年4月第一版，第4—5页。
　　7西南政法学院编：《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参考资料》第一辑，第144页。
　　8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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