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提供证据责任；证明责任；负担
摘 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并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考察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责任理论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为其本质，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负担，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举证责任概念。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学者们概括的五句话中,即:“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原告对于其诉，以及以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1] 。依照上述用语，那时所讲的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来德国继受了罗马法上举证责任的概念，但也仅指证据提出的责任，当所争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其判决或依人格的优劣以定胜负，或对不提出证据者为不利判决，甚至出现回避裁判的情况不一而足。纵观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依然残存着依宣誓制度以断是非的现象。 [2]
在举证责任理论发展的前期阶段，学者们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立场把握举证责任的本质，对举证责任的解释就一直为主观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立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对这种传统观念最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法学家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他在1883年发表的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又称结果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确定责任，证明责任），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他认为：真伪不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作出裁判，这时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樊篱，提高了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宣告了诸如宣誓这样的证据外的制度的终结。
继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提出证明责任的概念之后，罗森贝克和莱昂哈德两位德国学者相继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明责任的理论，使之很快成为德国民诉理论界的通说。经过日本学者峙本朗昭博士所著其博士论文《举证责任的分配》的介绍，很快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学者奉行的通说。但是，证明责任成为通说，并不意味着证据提出责任的概念为证明责任所替代，而仅指在举证责任这个大概念下，又出现了证明责任这一层含义。[3]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
英美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概念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另一个叫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duction)。《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当事人需要承担的两种独立的诉讼责任。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burden of persuasion），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没有陪审团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加以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具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则承担由此而生的败诉后果。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加以处理，决定主张者负担败诉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加以反驳，那就等于表明他对所争执的事实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供了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了争议，法官才决定将该事实提交给陪审团审理。所以，这种提供证据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负担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是举证责任的派生或非本质性方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4]

二、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个概念，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提到了“举证责任”一词。但是该条文并未解释举证责任所包含的意思。其含义只能由学理基于立法规定及诉讼规律，并参照国际惯例加以解释。
当前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概括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与举证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偏重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行为方面，而不顾及举证责任和诉讼后果之间的连接，因而称之为行为责任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由于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与诉讼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加以解释，因而称之为双重含义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这种观点侧重于解决当案件事实于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因而称之为结果责任说。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兼指两者，但有时也可能仅指其中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特定含义。尽管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5]硬是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是不妥当的，也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忽略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必然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严重依赖法院，法院收集证据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案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迟迟不能判决，法院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办案效率与质量难以提高。二是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这两个术语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讼。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证明责任所提出的证据是本证。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否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并已有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或者为抵销本证的证据力而提出证明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反的事实的证据，称为反证。在证明的程度上，本证要比反证的要求高。本证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才能免受不利判决。如果本证仅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法院仍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利诉讼后果仍应由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而反证的目的在于推翻或削弱本证的证据力，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达到提出反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依职权不能调查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应依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不利后果仍应由提出本证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三、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民事诉讼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最终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裁判设定一种规则——谁对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就将由此而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规定来裁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裁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无论是辩论主义还是职权调查主义下，民事诉讼中都难免出现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虽然法院对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认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事实存在，还是应当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显然，单靠证据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设置证明责任，即法律或者法院预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将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于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如果该事实因存在某种原因而无需证明或者通过当事人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查证活动已经被证明，法院就无需借助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该事实未被证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就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将不利的诉讼结果判归一方当事人负担。
证明责任的含义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才能引起证明责任的适用。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是：根据司法三段论，法律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据此作出的判决即为结论。案件事实为存在，法律构成要件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裁判适用该项法律；反之，则裁判不适用该项法律。“在无法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规定该事实要件的法规当然无从适用，由此因适用该法规而带来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可能产生”。[6]因此当判断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法官为使裁判成为可能，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依靠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让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是诉讼中难免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裁判，证明责任就必然发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真伪十分明确，谁负证明责任对于案件的处理都没有价值。第二，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案件事实未被证明，而不是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是在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或没有证明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而不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不是应进行证明活动所附带的一种责任”。[7]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未能充分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案件事实真伪分明，这时就不发生证明责任。第三，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证明责任。对同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胜败可能是按比例的，即双方当事人各有胜负，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具体由谁承担则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当我们说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担证明责任时，是指他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即原告对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第四，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利诉讼后果负担。第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尽管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和运用自己收集的证据，但由于证明责任不是指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的不利后果，因而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只是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四、从证明责任的本质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种学说：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3、权利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4、需要说，认为证明责任是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5、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的危险;6、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不能离开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在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法律性质认识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除了败诉危险负担说和负担说侧重于从结果责任上来认定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外，其他各种学说基本上都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明责任的性质，都是试图通过回答当事人为何要负担提供证据责任和法律为何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加以认定。因此，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需要说都是值得商榷的。证明责任的性质应为负担，是当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不利后果。败诉危险负担说称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风险，实有不妥。在当事人因起诉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时，证明责任自然随之而产生，只不过在诉讼终结之前对特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尚处于一种未然状态。避免败诉风险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目的，证明责任负担的是败诉这一不利后果，此时的负担已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风险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8]另外，从证据法设置证明责任制度的目的来看，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其最终归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江伟.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J].法学研究,1992,(2).
[3]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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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桂明.民事诉讼法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法引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8]单云涛.民事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1992,(2).
（作者简介：奚玮（1968--），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已在《政治与法律》、《人民检察》、《河北法学》、《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律师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


（2013年9月27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规范人力资源市场活动，维护劳动者、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人力资源市场，是指人力资源供给方与需求方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服务，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活动及场所。
　　　　本条例所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指为人力资源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就业择业、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以及相关服务的组织。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通过人力资源市场进行的求职招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相关服务以及人力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人力资源市场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统筹规划，采取措施培育、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财政、价格、税务、商务、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人力资源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的投入，推进人力资源市场的信息化、专业化、产业化建设，引导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规范发展。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的统一规划、标准和规范，建立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完善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统计和发布制度。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积极推进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标准化工作，建立健全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体系，逐步扩大服务标准覆盖范围。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人力资源市场应急管理制度，制定人力资源市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预防和减少危害，确保人力资源市场的安全。
第三章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第十一条 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明确的业务范围、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申请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必备的设施；
　　　　（三）有与组织形式、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开办资金；
　　　　（四）有3名以上具备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通过人力资源服务从业培训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立机构及其业务范围的申请；
　　　　（二）章程和管理制度草案；
　　　　（三）场所使用权证明；
　　　　（四）开办资金证明；
　　　　（五）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六）具备相应资格条件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证明。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颁发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经许可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担公益性就业服务项目，并按照规定给予补贴。
　　　　第十四条 境外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拟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以开展下列业务：
　　　　（一）人力资源供求信息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
　　　　（二）职业介绍，职业指导；
　　　　（三）受用人单位委托，代办人员招聘；
　　　　（四）人员求职及能力提升培训、人才测评和人才价值评估；
　　　　（五）举办招聘洽谈会；
　　　　（六）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七）人力资源信息网络服务；
　　　　（八）人事代理；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
　　　　第十六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招聘洽谈会，应当在招聘洽谈会举办前10日，向招聘洽谈会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按照规定应当向公安机关办理安全许可手续的，应当向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
　　　　招聘洽谈会经备案后，举办机构不得擅自变更举办时间、地点、规模；确需变更的，变更后应当重新备案，并及时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招聘洽谈会，应当有与举办招聘洽谈会规模相适应的场所，并制定组织方案、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联合举办的，联办单位应当共同签订联办合作协议书。
　　　　举办网络招聘会的，应当制定组织方案、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具备计算机软、硬件设施以及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网站。
　　　　第十八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自变更名称、场所、法定代表人或者停业之日起10日内报原批准机关备案。
　　　　第十九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应当如实向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介绍相关情况，要求双方提供真实、有效证件，维护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二）介绍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
　　　　（三）提供虚假供求信息、作出虚假承诺或者采用威胁、引诱等方式进行非法中介活动；
　　　　（四）超越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经营；
　　　　（五）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六）从事侵犯用人单位或者求职者合法权益，妨碍社会秩序的职业介绍活动；
　　　　（七）发布的就业信息中包含歧视性内容；
　　　　（八）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和无合法身份证件的求职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九）扣押求职者的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求职者收取押金；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益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相关业务。
第四章 招聘与应聘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聘人员，应当如实公布单位基本情况、拟招聘人员的条件、数量、岗位、薪酬及社会保障等信息。应当向求职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择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义务采取措施对求职者的个人资料、信息保密；未经求职者本人同意，用人单位或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求职者的个人资料、信息，也不得使用求职者为求职而提供的技术、智力成果。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求职者的要求，按照约定的时间向其反馈是否聘用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不得发布虚假的人员招聘信息，不得以诋毁其他用人单位名誉或者采取商业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招聘人员。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聘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殊工作的人员，应当从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人员中聘用。
　　　　第二十六条 凡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求职者，可以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信息网络、招聘洽谈会等渠道求职。
　　　　第二十七条 求职者求职时，应当如实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者用人单位提供个人基本情况以及应聘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工作经历等情况，并出示相关证明。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确定聘用求职者的，应当与求职者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等相关手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健全人力资源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监管制度，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加强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市场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监督检查中，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服务场所进行检查；
　　　　（二）就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员；
　　　　（三）要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检查措施。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第三十二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以依法成立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开展活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职业道德，促进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维护行业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在行业内部构建诚信服务体系，倡导诚信经营；对在诚信服务、优质服务和公益性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个人，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不守诚信、信誉不良的机构和个人，应当提出劝告并通过适当形式予以公布。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从事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至第八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九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扣押求职者的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求职者，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向求职者收取押金的，责令限期退还求职者，并处以每人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求职者或者用人单位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1996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和2005年5月27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人才市场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