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1月30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30日公布 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加强高速公路管理，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和高效运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我省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车辆、乘车人以及在高速公路管理范围内从事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省交通部门是本省高速公路养护、路政和车辆通行费征收的主管部门。省公安部门是本省高速公路交通秩序、安全管理和交通事故处理的主管部门。
高速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做好高速公路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广泛宣传高速公路管理的法律、法规，教育群众自觉维护高速公路的完好和畅通。
实施本条例，有下列事迹之一的组织和个人，由高速公路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发现高速公路及其设施重大隐患，及时报告或者排除隐患避免重大损失的；
（二）在高速公路抢险救援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三）同破坏高速公路及盗窃、损坏其设施的行为作斗争有功的；
（四）检举、揭发偷、漏车辆通行费或者伪造车辆通行费票据的行为有功的。

第二章 养护管理
第五条 交通部门依据高速公路养护标准，负责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养护和维修，保持高速公路及其设施的整洁和完好。
第六条 高速公路养护人员在高速公路上作业，应在设置的安全防护范围内进行，穿着统一的安全标志服装。
高速公路养护作业现场，应按规定设置施工警告标志、限速标志、导向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夜间和雨、雪、雾天气作业应在作业现场设置警视信号。
养护、维修作业的车辆、机械，应喷涂统一的标志颜色，在行驶和作业时，应开启示警灯。
高速公路维修应当规定修复期限。施工期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车辆通行。
第七条 高速公路及其设施因遭受自然灾害或者交通事故而损毁时，交通部门应采取措施及时修复；遭受重大损毁时，高速公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力量协助清除路障。

第三章 路政管理
第八条 交通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高速公路及其用地和设施，有权依法检查、制止、处理各种侵占、破坏高速公路及其用地和设施的行为。
第九条 修建跨（穿）越高速公路的桥梁、渡槽、管线等设施，或者在高速公路上临时作业的，应经交通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经公安部门同意。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毁的，建设单位应负责修复或者赔偿经济损失。
第十条 禁止在高速公路两侧隔离栅外缘各30米范围内新建或者改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修建临时性建筑的，须经交通部门同意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因高速公路建设、拓宽改造等需要拆除临时性建筑时，应当拆除。
第十一条 在高速公路及其设施上设置标志牌、广告牌、宣传牌等，不得妨碍高速公路畅通和安全，并报经交通部门批准，由交通部门统一规划、统一制作标准。
第十二条 超过高速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的车辆，不得擅自通过高速公路桥梁。特殊情况确需通过高速公路桥梁的，应经省交通部门批准，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后，方可行驶。
禁止履带车、铁轮车以及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运输机具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第十三条 禁止下列危及高速公路及其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占用、拆除、移动、涂抹、污染、损毁高速公路及其设施；
（二）在高速公路上试刹车；
（三）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取土、堆放杂物、倾倒垃圾、开沟引水；
（四）在高速公路大中型桥梁200米范围内从事开山、采矿、爆破等各种影响公路、桥梁安全的作业；
（五）在高速公路隧道上方、隧道洞口两侧各100米范围内从事爆破、采石、伐木和取土；
（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向车外滴漏、流淌、抛撒物品；
（七）其他危及高速公路安全的行为。

第四章 交通管理
第十四条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标准。
第十五条 车辆进入高速公路起点后，应尽快将时速提高到50千米以上；从匝道进入高速公路后，应当在加速车道上提高时速；驶入行车道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车辆驶离高速公路时，应按出口预告标志进入指定车道减速行驶。
第十六条 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后，应当在行车道上行驶。当前方有障碍或者需要超车时，应当开启转向灯，确认安全后再变更车道。通过障碍或者超过前车后，应驶回原车道，不得骑、压车道分界线行驶。
禁止在高速公路起点、终点、硬路肩、匝道和匝道出入口处超车。
第十七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最低时速不得低于50千米，最高时速不得高于110千米。有限速交通标志的，应按照限速交通标志所示时速行驶。
第十八条 车辆在同一车道上行驶，后车与前车必须按下列规定保持行车间距：
（一）时速70千米以下，行车间距不得少于70米；
（二）时速70千米以上，行车间距不得少于100米。
车辆在雨、雪、雾天和夜间或者冰雪路面上行驶时应当减速，并加大行车间距。
第十九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准超员、超载。货运车辆除驾驶室乘坐人员外，其他任何部位不准载人；乘车人不准站立、不准向车外抛弃物品；安装有安全带的车辆，其驾驶员和前排乘车人必须系安全带。
第二十条 车辆载运危险物品或者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时，须经公安部门批准，按指定的时间、路线、车道、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第二十一条 车辆因故障不能离开行（超）车道，或者发生效能肇事，驾驶员和乘车人必须迅速转移到右侧安全地带。
第二十二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临时停车检修的，应当驶离行车道，停在右侧路肩，并开启车上危险信号，夜间还须同时开启示宽灯和尾灯。
第二十三条 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肇事，应立即就近报告公安部门，并开启车上危险信号灯，在车后10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须同时开启示宽灯和尾灯。
公安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到肇事地点，及时处理交通事故，并通知交通部门。
第二十四条 除救援、清障车外，禁止其他车辆拖曳故障车、肇事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救援、清障车必须安装标志灯具并喷涂明显的标志，执行救援、清障任务时，须开启标志灯具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第二十五条 禁止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调头、倒车、逆行和穿越中央分隔带以及在高速公路上、下乘客或者装卸货物，学习和实习驾驶员不得驾车进入高速公路。
除依法追缉、堵截逃犯和犯罪嫌疑人外，任何人不得在高速公路上检查车辆。
第二十六条 遇有雨、雪、雾天影响车辆正常行驶时，公安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限制车速，并由交通部门设置限速标志。遇有道路严重损坏或者施工作业，以及自理重大交通事故、疏导交通阻塞时，公安部门可以调整车道，但应事先予以公告，并在车道入口处设立明显提醒标志。当非正
常状态消失后，应及时拆除标志物。
第二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重大交通事故致使车辆通行安全难以保障或者交通严重受阻时，经公安部门会同交通部门批准，可以对部分路段或者全路交通实行限时封闭，并在车道入口处设立明显提醒标志。
第二十八条 禁止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设计最大时速低于70千米的机动车辆进入高速公路，但执行高速公路养护作业的人员与机械、车辆除外。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二十九条 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均应缴纳车辆通行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车辆通行费由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收费站计收，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计收。
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车辆通行费收费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持有收费证件并佩戴标志，坚持文明收费，方便行车，不得随意关闭收费站道口。
第三十一条 车辆通行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挪用。
第三十二条 禁止在收费站从事与高速公路收费及交通安全管理无关的活动。

第六章 服务与监督
第三十三条 交通部门应当按技术标准完善高速公路的配套服务设施，为司乘人员提供车辆维修、加油、救援和其他公益性服务。交通、公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及时清除影响高速公路畅通的障碍物。
交通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健全高速公路的通讯、监控、收费、照明等现代化管理系统和设施，提高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
第三十四条 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高速公路经营机构的监督管理，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交通、分安部门应建立、健全巡逻制度，保障高速公路的畅通和司乘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
第三十五条 高速公路的服务收费，应明码标价，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其收费范围和标准收省交通部门会同省物价、财政部门制定。遇有特殊情况或当事人有特殊困难的，可酌情减免部分费用。
第三十六条 高速公路的经营、服务人员，应做到合法经营，文明服务，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标准；
（二）擅自扩大服务收费范围；
（三）拒绝提供合理服务；
（四）强制提供服务；
（五）刁难或勒索司乘人员。
第三十七条 因交通、公安部门管理人员过错，造成正常行驶车辆损毁的，由其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向车主赔偿损失。
第三十八条 交通、公安部门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投诉或检举、揭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受理之日起15日内答复投诉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高速公路及其设施损毁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交通部门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交通部门责令补缴车辆通行费，可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交通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可并处5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交通、公安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必须秉公办事，严格执法。对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高速公路”是指按国家《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的，设有高速公路标志和有关设施，专供车辆分道高速行驶，并全部控制出入的道路。
“高速公路用地”是指高速公路及其两侧依法征用的土地。
“高速公路设施”是指高速公路排水设施、防护构造物、交通工程设施、安全设施、照明设施、通讯设施、养护设施、服务设施、监控设施、检测设施、界桩、测桩、里程碑、标志牌、花草树木及专用房屋等。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有关高速公路养护、路政和车辆通行费征收条款在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交通部门负责解释。
本条例有关高速公路交通秩序、安全管理和交通事故处理条款在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公安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月30日
确立人格尊严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绍明

　　 关键词：性骚扰　人格尊严权　　立法　　司法解释

　　　内容提要：一、“性骚扰”的由来
　　　　　　　　二、 性骚扰在中国
　　　　　　　　三、性骚扰，法律面临的难题
　　　　　 四、如何给“性骚扰”定性
　　　　　 五、本人“性骚扰”定义的特点
　　　　　 六、如何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七、我国法律面对性骚扰需要探讨的问题
　　　　　 八、结束语


性骚扰是我国二00二年十大热门法律话题，它之所以至今热度不减，是因为最近武汉、北京两例“性骚扰”案的报道不断见于报端，性骚扰遭遇的法律空白引起世人关注，立法惩治性骚扰呼声越来越高。据悉：人大已启动立法程序，准备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是否合适？中国在反性骚扰方面真的是一片空白吗？在性骚扰的法律定义还没有被确立之前，任何靠增加法律条款来惩治性骚扰都是塞洞补漏，有失法理上的严谨性、立法上的严肃性，司法上更是缺乏可操作性。中国法律应如何面对性骚扰？如何在现有法律中找到反性骚扰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是立法之前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法律如何面对性骚扰，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找到应对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的法律依据，本文想对这些事关性骚扰现象法律本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旨在对今后性骚扰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推动。

一、“性骚扰”的由来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是一个外来名词，是女权运动的产物，是女权主义法学家与不尊重女性热个尊严的社会陋习和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斗争的成果。性骚扰概念之所以首先在美国提出，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始的女权主义运动和随之诞生的女权主义法学；也来自于法律不得不应对美国日渐突出的性骚扰问题。女权主义者凯瑟林·A·麦金侬是提出“性骚扰”概念的第一人。麦金农给性骚扰下的定义为：处于权力不平等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其中包括言语的性暗示或戏弄，不断送秋波或做媚眼，强行接吻，用使雇工失去工作的威胁作后盾，提出下流的要求并强迫发生性关系。虽然性骚扰现象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只限于上级对下级，但美国并没有制定反性骚扰单行法规，而是在一九六四年民权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规定中找到法律依据，对性骚扰者提起性别歧视之诉，使受害人能谋求法律救济，并通过不断扩大性骚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美国过去三十多年来，通过公平就业机会法律的规范，联邦各级法院相关判决的诠释，专门行政机关的推动，以及学者的探讨，已使美国成为反性骚扰规定和措施最为完备的国家，而为其他各国竞相效仿。80年代中后期，许多国家陆续效仿美国，通过立法来制裁性骚扰。1984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联邦《性歧视法》；1987年和1991年，新西兰分别在《劳工关系法》和《雇佣合同法》中就性骚扰问题规定了特别条款；1989年，西班牙政府通过法规，以保护女雇员免受性骚扰；1991年，瑞典通过的《平等机会法》作出新的规定，要求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采取措施。1992年，日本福岗县地方法院审理了日本首起性骚扰案件，法官认定被控告的男性上司实施了“触犯妇女权利的性骚扰行为”，判处其向原告支付12500美元的“性骚扰赔偿费”。除此以外，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也先后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于应予禁止的非法行为。对于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加拿大、法国还将其规定为妨害风化罪，西班牙等国则将其归入侵犯性自由罪。2001年6月7日，欧盟委员会曾提出过一项关于惩治在工作场所对妇女“性骚扰”的立法草案，建议欧盟15国对性骚扰制定共同的标准。台湾“内政部”也于2001年拟订了《性骚扰防治法》(草案)。依据该草案，对性骚扰者将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机关、部队、学校或雇用人若未对性骚扰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将被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也先后明令禁止性骚扰，但这些国家大多把性骚扰归为性别歧视，如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日本虽然制定有《性骚扰惩治基准》，那也只是针对公务员的行政处罚。
综观各国性骚扰立法，没有哪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性骚扰法》，也没有哪个国家通过在国家的基本法律中增加具体条款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 ，在本国法律体系框架内寻找反性骚扰的法律依据，并通过判例等手段不断扩大其内涵和外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 性骚扰在中国

性骚扰这个名词为国人所熟知，是从克林顿性骚扰案件开始。尽管上世纪90年代初性骚扰就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但直到1999年才首次被收入新版《辞海》。《辞海》给性骚扰下的定义是：性骚扰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用语，指在存在不平等权利关系背景条件下，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利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的要求，从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为。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
这个定义将性骚扰定义为权利骚扰、性别歧视，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武汉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廖皓磊曾两次著文批驳。但这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我们无须过多的责难。但中国并不是不存在性骚扰，据调查七成以上女性曾不同程度遭受过性骚扰，这么多女性权益受到侵犯，到2001年中国才有第一起性骚扰维权案例，这起案例中法律表现的无奈和无力让人们困惑。在美国，高达3000多万的性骚扰惩罚性赔偿，美国总统因为性骚扰丑闻差点下台，澳大里亚总督最近因性骚扰被迫辞职，而中国一位女性遭受性骚扰仅要求一个赔礼道歉尚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法律的苍白不仅使人维权艰难，还让骚扰者有值恃无恐，在美国，称他人为“莱温斯基”都将面临性骚扰的指控，而外国流氓马克在街头非礼中国女性竟若无其事，赔礼时还嬉皮笑脸。中外对待性骚扰的巨大反差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的法律管不了性骚扰。
的确，找遍法律条文也找不出有关性骚扰方面的规定。《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有强奸罪，但那不一般老百姓理解中的性骚扰。《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但其手段需有“强制”才行，对一般性骚扰行为处分稍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可以进行治安处罚，这中处罚只不过十五天以下行政拘留或两百元以下罚款，对那些造成他人终生痛苦甚至家破人亡的骚扰者，这点处罚明显太轻。1979年《刑法》倒有一个口袋罪----流氓罪，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可以装进这个口袋，新《刑法》已将这个罪名取消。法律之剑之可能在哪些骚扰者强奸、侮辱、猥亵他人，并且达到犯罪的程度才会落在他们的头上。
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可能是终日不断的肮脏的话语、下流动作，这些言语或行为够不上犯罪，不发生在公共场所，甚至够不上“流氓”行为，无法给予治安处罚。再者，刑法和行政法规侧重于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就算给骚扰者处以刑罚或治安处罚，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又如何补偿呢？
性骚扰受害者要想获得应有的补偿，只能寻求民法的保护。尽管《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但要想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哪怕是讨个说法让骚扰者赔个礼道个歉也是难于上青天。　
首先，你找不到起诉的案由，法院300种民事案由中没有性骚扰这一说；就算你找到个理由进了法院的大门，取证难也会让官司胜败难料；没有现成的法条，法官难以适用法律。于是人们惊呼：法律面对性骚扰是一片空白。要求立法的呼声逐渐高涨。

三、性骚扰，法律面临的难题

法律关注性骚扰，给受害者以司法救济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可法律应如何关注性骚扰，是以专门法的形式系统规范还是修改现有法律？是在现有法律中寻求依据还是移植外国的法律？
目前，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呼声一是以陈癸尊等为代表的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另一种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反“性骚扰”的内容。
制定专门法律惩治性骚扰反映了人们希望严厉惩治骚扰者的良好愿望，但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尚不具备并且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性骚扰”概念尚未明确，它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哪些“性骚扰”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哪些应该归为刑事制裁或行政处罚范畴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还未讨论清楚，如果匆促立法最后因法律不完善而不停地修改甚至废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其次，法律大多调整某一方面的法律关系而非规范某一行为，对“性骚扰”还未达到需要由专门法来调整那样严重的程度，国外也没有反《性骚扰》单行法规的先例。
第三、一部新的法规必须与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配套，必须在《宪法》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找到依据，必须先有大量理论研究和判例作基础，这些立法最基本的条件我们都还不具备。
制定专门法律条件不具备，是不是可以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呢？当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是呼声最高的一种观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反性骚扰的内容是不是就能解决性骚扰问题？我认为不能，仅凭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想解决性骚扰问题最终只会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沿用了国外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思路，在我国性骚扰绝大多数不表现为性别歧视，不符合我国国情；
其次，国外性骚扰大多发生在工作场所，对骚扰者惩处同时雇主同样承担责任，而我国无论是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还是民事制裁都无单位承担责任一说；
第三，在法律中明确规范“性骚扰”行为先确定性骚扰的性质，应承担的责任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民事侵权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法律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第四，如果仅将性骚扰界定为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以后出现女性骚扰男性或者同性间的骚扰怎么办？
第五，就算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有关“性骚扰”内容，受害人到法院同样难以起诉，会因为没有案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会因为举证难而官司难打；会因为无损害结果证据而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难道是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能解决了的吗？
我国法律体系不属于英美法系，判例不能成为法律渊源。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先制定法律后通过用判例不断完善法律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现有的几起案例都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很多国家靠《劳动法》等有关法规来规范性骚扰行为，但我国劳动关系是合同关系，可以要求单位制定内部防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雇主对雇员个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这种规定缺乏强制性，更解决不了非工作场所出现的性骚扰问题，想依靠劳动法规的修订解决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一样行不通。

四、如何给“性骚扰”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