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

李运增


摘要：自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而在农户承包土地30年不变的前提下，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超小规模、土地细碎化现象非常突出。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在坚持长期稳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现如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也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现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如何、流转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就是本文想要探讨以及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流转市场

土地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土地制度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不仅影响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更是影响着王朝的更替、历史的进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等一些方面的不完善，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运行的不是很理想。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地流转率一直偏低。根据1995年农业调查结果研究指出，尽管全国有75%的乡村进行了农地流转，但农地流转率仅为3%，即使是在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率也没有超过7%-8%。[1] 但2008之后的两年，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呈流转规模加大、流转速度加快之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赵阳向半月谈记者坦言，2007年前的十年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但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在地方政府与大公司的合力推动下，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和流转率同创新高。[2] 由此，不难看出，近几年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发展迅速，规模也正在逐步扩大。此外，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法定流转方式有转包、互换、转让、出租、股份合作，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形式中，转包占52.89%，出租占25.69%，转让占4.54%，互换占4.39%，股份合作占5.42%，其他占7.07%。由此看出，实际生活中采用最多的是转包的流转方式，其次是出租的方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他几种流转方式被采用的比较少。

（二）土地流转规模与经济发达程度及劳动力转移状况紧密相关。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劳动力转移状况影响土地流转的规模，总体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农地流转比重越大；外出劳动力越多，农地流转的比重也越大。以2007年土地流转情况为例，东部地区土地流转面积占总承包面积的比重大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大于中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中有一半的省(直辖市)流转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土地流转还比较活跃，但在传统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活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流转土地积极性不高，农村土地流转率偏低。

尽管这几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狂飙突进，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快速增长。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流转浪潮之中，随处可见当地政府和大企业的身影，而在不少地方，地方政府更是将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当作政绩工程来推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政府权力与企业资本联合剥夺农民土地权的“好戏”。而与政府热情高涨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并不高，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场景，并非中国的农民觉悟不够高，而是农民的顾虑太多。首先，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农村土地仍然承担着经济和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土地流转之后，农民就有可能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其次，土地流转价格不透明，土地流转的收益不高，难以吸引农民流转土地，目前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并不多，而且土地流转的价格偏低，即使将土地全部流转，也并不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最后，土地仍然是绝大多数农民的 “命根子”，大部分农民，尤其是老一辈的农民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肯轻易流转。

（二）农村土地细碎化的现状，导致土地流转成本增大，阻碍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

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调的是公平和人人有份，因此各地往往将远近不同、大小不一的几块土地同时承包给一户农户，而广大农区、尤其是大多数传统农区，一个农户占有三五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耕地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导致了农村土地的分散化、细碎化，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模式。而为了打破这种小农经济的模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应运而生，农村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产出率，突出规模效应。然而，由于土地的分散、细碎，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片不大的土地上却有无数的农户各自享有土地权利。而在“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一原则的前题下，土地流转的受让方不得不和众多的农户进行谈判，这不仅增加了土地流转的成本，也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更是增加了土地流转的难度，也阻碍了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

（三）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渠道不畅。

农地流转实际上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交易，而交易必须要有市场。当前，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滞后，还未发育成熟，尚缺乏相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市场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由于缺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流转信息不畅，农户对土地流转对象与范围选择余地小，流转形式以出租、转包和入股为主，相当一部分流转还是在邻里和亲戚之间进行，处于自发、分散、无序状态。

第二、缺乏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或者中介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相当匾乏，尽管有的地区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迅速，但从整体情况看，情况并不容乐观。大部分地区缺乏一套健全的中介服务体系，土地流转供求双方的信息服务渠道狭窄、传播渠道不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效率和规模。[3]

第三、相应的农地价格评估机制没有建立，流转的土地价值无法有效衡量。我国的基准地价评估体系相当不完备，土地流转市场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价格标准，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而且也缺乏科学合理的流转价格自然增长机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的确定没有可操作的价格标准，这就容易出现竞相压低租金，损害农户利益的现象；同时也有个别农户漫天要价，阻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能够弱化和部分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从而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进程和在物权基础上土地市场化配置的推进。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于城市，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依靠土地来进行自我保障，他们把土地看作是“活命田”和“养老田”。[4] 当前，虽然我国农村地区正在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初步解决了农民的看病和养老问题，然而这两项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比，不管是覆盖范围还是保障的力度上均有不小的差距。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又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的工作，只有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才能保证这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当前应当统筹考虑农村的养老、医疗、就业、伤残等保险措施，并逐步建立以农民家庭自愿为主、国家和集体保障为辅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开展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措施。而最后，还应逐步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并将农村与城镇两套社会保障体系合二为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村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二）理顺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体系。

第一，简化流转程序、减少限制，理顺土地流转机制。发包人、地方政府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服务者和监督者，而流转的主体是承包农户。因为法律已经赋予承包农户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的流转权是这个权利束中最重要的权利，只有坚持农户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才能形成稳定有序的承包权流转市场，才能既保护土地承包权人的权益，又稳定流转相对方的投资预期和合约关系。因此，必须建立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流转的制度，搭建流转平台，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并简化土地流转程序，允许农民以简便易行的方式流转土地。否则，如果发包人、地方政府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干预过多或者流转程序过于复杂，就会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甚至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利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5]

第二，大力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双方的桥梁和纽带，没有市场中介组织，土地流转的机会就会减少，成本就会增加，风险就会加大。因此，政府要重视各类中介组织培育,要根据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需求,大力培育各类社会中介服务组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流转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并加快推动各种行业、专业协会的建设,支持各类联系农户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为农户提供多层次、多形式、高质量的社会化服务，从而增加流转机会，降低流转成本，减少流转风险。
企业家如何防范法律风险：之五

企业家如何处理与下属的关系

唐青林　项先权


　　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况在《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意思是说：统治者像是一条船，而广大的民众犹如河水，水既可以把船载负起来，也可以将船淹没掉。
　　这个道理在现代的企业治理中也是同样适用的。你的下属平时是你的战士，可以为你战死；但是当你和下属关系处理不恰当、利益严重冲突时，下属可能成为敌人。当下属利益遭受严重侵犯的时候，他们就会倒戈。身边的人最熟悉你，他们知道你的软肋，他们倒戈的刀枪最难防范、甚至是无法防范的！
　　很多企业家落马不是因为在和商业竞争对手的斗争中败北，而是因为自己的下属到处举报告状，引发税务、司法机关的调查从而“事发”。建立和谐社会，包括企业内部的和谐。中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只有“人和”了，我们才能安心发展企业。
　　企业家如何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我们无法在此一一指出其方法。但是我们总结了企业家与下属“出事”的三种情况：企业家“东窗事发”缘起下属不满的举报；下属“出事”后揭发而“东窗事发”；企业负责人将下属送进监狱。
　　一、企业家“东窗事发”缘起下属不满的举报
　　因下属到处举报告状，引发税务、司法机关的调查从而“东窗事发”最终落马的企业家不少。企业家与员工的关系问题似乎是小问题，但是最终败在员工处理的小事情上的企业家不少。这些企业家在商战中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可是却与员工积怨很深而最后败北。这里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案例。
　　(一)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因员工举报而东窗事发
　　周伟彬先生由于涉嫌偷税案，佛山中院以偷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周伟彬此前曾是佛山市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常委、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早在2001年即登上胡润“统计”发布的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排名第76名，财富7亿元，当年他38岁。自此周伟彬年年上榜。2006胡润百富榜，周伟彬以8亿元人民币身家名列第438位，也是佛山市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常委、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
　　根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日的报道《周伟彬涉嫌巨额偷税被拘举报材料出自公司员工》，举报的人士系周伟彬所办公司的一位销售部前负责人。他向佛山市国税部门写举报信，信中称：“周伟彬是坐拥8亿元资产的超级富豪，为何有钱不缴纳欠税”？“为何欠工资不发？”等等。该销售部前负责人还向国税部门提供了2005年8月份周伟彬所办公司可能涉嫌偷税的证据。除该人举报的材料外，国税部门还收到大量周伟彬涉嫌偷税的举报材料，大部分出自其公司员工。
　　另外，据上述报道，2003年前后，周伟彬所在公司拖欠大批员工工资，有的高达数万元。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上，目前可搜索到十多条有关周伟彬所办金龙油墨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案判决书。
　　在多数员工不满、少数员工诉讼、告发的情况下，在商场所向披靡的勇士周伟彬最终落得人仰马翻的局面，被佛山中院以偷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二)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因其所办公司被员工王建中和李虹举报而事发
　　根据《北京娱乐信报》等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于2002年6月2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并于2002年7月24日被依法逮捕。刘晓庆被羁押将近两年后，2004年4月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偷税罪判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罚金人民币710万元，以偷税罪判处被告人靖军有期徒刑3年。刘晓庆本人则被关押将近两年后被以“不起诉”方式结案，恢复人身自由。
　　导致刘晓庆落马的竟然是被她开除的员工王建中和李虹。根据公开媒体的报道，刘晓庆东窗事发被逮捕是“墙倒众人推的结果”。在没事的时候就相安无事，但是由于平时刘晓庆与合作伙伴、员工之间的积怨较多，早已潜伏人生危机，只是一直没有爆发。此次王建中和李虹到处写举报信告发，最终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后，许多原先沉默的人有了站出来的勇气。最后导致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倒闭而刘晓庆本人被关押将近两年、其名下19套房产被拍卖用以补交所欠部分税款；刘晓庆的妹夫判刑三年的沉重代价。
　　二、下属“出事”后揭发而“东窗事发”
　　2007年12月6日，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聂玉河被法院认定先后收受19人给予的贿赂款共计154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
　　据媒体公开报道，聂玉河落马是由于其下属黄泽宇的检举。黄泽宇原来是北京城乡建设集团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由于向聂玉河行贿，他被提拔为城乡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开发中心主任兼北京博宏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为了谋取这个职位，黄泽宇从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三个春节去聂玉河家拜年，每次送一万元的礼，共送了3万元。2003年12月，聂玉河去南美考察时，他给聂玉河送上美金3000元。黄泽宇的目的很简单：“聂玉河是集团领导，送钱是希望以后对我有所关照，在提拔上起作用。”而黄泽宇上任短短几年，就贪污公款108万元、受贿110万元。他被捕后，向侦查人员检举出了主管领导聂玉河：“是我向他行贿，他才提我上来的……”黄泽宇被市二中院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判决提到，之所以对他从轻处罚，就是因为他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
　　据了解，聂玉河被纪委“请”走是在2005年7月。当天临近下班时，聂玉河在办公室正准备出门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随后，两位中年男士走了进来，“我们是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几分钟后，聂玉河跟着两位办案人员下楼，钻进了一辆轿车。
　　2005年7月，聂玉河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被北京市纪委“双规”；同年8月，被北京市国资委免去所任所有职务；同年10月，聂玉河案被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三、企业负责人将下属送进监狱
　　除了职员可能举报企业负责人导致企业家东窗事发外，也时有内部员工被企业家送进监狱的。笔者作为执业律师受理过这样的案件：下属项目经理蒋总曾经为了某个项目的投标成功，受命向招标单位的负责人王某行贿60万元。项目成功后，公司老总刘某奖励了蒋总。当初项目经理蒋某从财务领取行贿款60万元时在一份借款单上面签了字。一年之后，蒋某因为其他项目未能得到公司承诺的项目提成而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由于蒋某业务能力突出，其到竞争对手那里后，公司连续失去多次生意机会。于是公司老总生出要“修理”蒋某的主意，并找出当时的借款单，向蒋某索取该款项60万元。
　　后因为蒋某的极力抵制和公司负责人刘某的不理智，最终两败俱伤。该案件最后进入公安视线，蒋某、刘某和招标单位接受行贿的王某均因为该项目的商业贿赂而落马。
　　除非企业家能确保自身完全干净，否则这样做的风险非常大。因为这样把下属逼向绝路，往往会遇到绝地反击。下属往往掌握你很多不可告人的小秘密，甚至司机都会知道你的很多事情。当你把事情做“绝”的时候，往往也是逼迫别人去告发你的时候。

注：本文为“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文章之一，系列文章的部分内容摘自作者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本文首次刊登于《法制日报•周末》。

注：
1、本文首次刊登于《法制日报•周末》，作者为唐青林（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2、本文为“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文章之一。主要内容摘自作者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

■唐青林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