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关于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做好财政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的通知

财教〔2012〕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文化改革发展重要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全面总结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了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扎实工作，健全和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财政政策保障机制，确保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施落到实处。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大财政文化投入力度，建立健全财政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在安排年度预算时，要认真按照中央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努力调整支出结构，切实增加财政文化投入。各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公共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不含基本建设支出）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对预算执行中超收部分的安排，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增加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保证全年预算执行结果实现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规定，继续做好文化事业建设费和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征收、上缴、预算分配和使用管理等工作，完善相关管理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应研究采取相关措施，逐步增加彩票公益金用于文化事业的支出。
　　二、优化财政文化支出结构，加强重点文化领域经费保障
　　新增财政文化投入应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向民族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向改革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加强重点领域经费保障。
　　（一）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建立完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的长效机制。要促进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支持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消除盲点、提高标准、完善服务。中央、省、市级财政要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对村级公共文化设施设备更新维护和开展农村文体活动按照一定标准予以补助，并对成绩突出的地方予以奖励。继续支持推进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支持改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条件，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引导企业、社区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二）支持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国家和民族全局性利益，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投入责任，大幅增加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投入，支持文化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文化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力推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等。要重视加强文物安全工作，消除文物安全隐患。支持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历史资源数字化。
　　（三）支持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和对外文化传播。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鼓励和引导优秀文化作品创作和人才培养，支持收藏和推介优秀文化作品。地方财政也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优秀剧节目创作和重点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投入，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要支持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支持重点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加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支持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企业发展，落实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和重组，推动文化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努力发展新媒体和新的文化业态，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三、创新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遵循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创新财政文化资金管理和投入方式，努力探索财政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新办法，进一步增强财政文化投入的有效性、激励性和引导性，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方式。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通过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政策措施，鼓励包括民营文化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类文化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逐步拓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渠道，促进文化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
　　（二）创新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项目补贴、贷款贴息、保费补贴以及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引导和带动金融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搭建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平台。鼓励扩大文化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文化消费提供适当补贴。
　　（三）创新财政投入管理方式。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激励约束和绩效管理机制，把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财政投入的重要依据。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制度建设，完善支出定额标准体系，规范专项资金申报、审核和拨付管理，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财政设立的各项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应当随着文化改革发展形势和绩效评价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四、落实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分层次、分类别实施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取得新进展。
　　（一）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支持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实行绩效评估考核结果与财政投入挂钩办法，促进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支持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增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推动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和重点文艺院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鼓励其在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过程中发展壮大。落实鼓励社会捐赠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公益性文化事业。
　　（二）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继续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在资产和土地使用、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有力保障，并按照中央规定将扶持政策执行期再延长五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推动已转制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三）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政策衔接，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有机对接。落实鼓励文化产业研发和高新技术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文化和科技相互融合，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实施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出口退税和营业税政策，引导文化企业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五、建立健全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壮大文化建设整体实力
　　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非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的同时，建立健全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切实加强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促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一）建立完善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按照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原则，结合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的特殊性，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完善以资产关系为纽带的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系。
　　（二）切实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文化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及出租、出借行为，细化和完善有关审核流程，明确审核原则与审核依据，不断提升监管的信息化水平。加强国有文化企业转制过程中的资产监管，做好转制单位清产核资结果审核、资产评估备案、产权登记等资产管理基础性工作。开展国有文化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工作，落实负责人经营管理责任。加强兼并重组、重大投资等重大事项管理，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推动国有文化资产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加快推动文化领域结构调整，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合理配置文化资源，积极鼓励和引导国有文化企业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合并、重组、股改和上市步伐，努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发展格局。
　　（四）逐步将国有文化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加强文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逐步将国有文化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支持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六、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财政支持文化改革发展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把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检查，扎实做好财政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各项工作。要加强与党委宣传部门和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结合本地实际，紧紧围绕地方文化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进一步摸清情况、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查找问题、理清思路，科学合理制定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等各项财税政策，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要密切跟踪分析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完善财政政策措施，推动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财政部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
立法理由及相关立法证据的搜集

齐 汇

一、引言

建筑物及其地上物致人损害责任，亦称为建筑物致害责任、地上物致害责任、地上工作物致害责任。这种特殊侵权责任是指建筑物及其他地上工作物因设置和保管不善，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特殊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一条文规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就是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已经成为共识。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则；也有学者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规则， 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责任不是一般的侵权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归责。 其次，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原意，该条后段规定“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就是为了适用侵权法中过错推定原则，而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民法通则》中除了第126条是关于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的规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条文款项是对于此种归责方式的规定？过错推定的理论基础和产生的社会背景到底是什么？过错推定在诉讼法上是如何得以体现和展开的？建筑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这一问题在比较法上有何种具体的表现？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比较法上的研究

日耳曼法和罗马法都有关于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前者规定，建筑物致人损害，不论其为所有人或占有人，也不论其有无过错，只要对物的利用有利益者，均应负赔偿责任。罗马法规定，建筑物崩塌所生损害，由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86条规定：“建筑物的所有人，对于因缺乏维护或因建筑物的缺陷所发生的坍塌而引起的损害，应负赔偿的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第一，因建筑物或与土地相连的工作物的倒塌，或因建筑物的或工作物的一部分剥落，致人死亡或损害人的身体或健康，或毁损财物时，土地的占有人，以倒塌或剥落系因建筑物有缺陷或保养不足的结果为限，负有向受害人赔偿由此而造成损害的义务。第二，如果占有人对防止危险已尽相当的注意者，不负赔偿的义务……。”紧接着，BGB在第837条和第838条中规定了建筑物占有人和建筑物保养义务人的责任。日本民法第717条规定：“土地工作物的设置或保存有瑕疵，致他人产生损害时，工作物的占有人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占有人为防止损害发生尽了必要注意时，损害应由所有人赔偿。”瑞士债务法第58条规定：“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之所有人，对于因设计建造或保管有瑕疵所产生之损害，负赔偿责任。所有人对于因此应负责任之他人，得行使求偿权。”在英美法中，建筑物致人损害，分为在室内致人损害和在室外致人损害两种情形，均为侵权行为，得依过错或严格责任请求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１２６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可见，自罗马法、日耳曼法以来，民法均规定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些规定存在诸多差异，如在直接致人损害物体的范围、责任人、归责原则等方面的规定都不尽相同。而从这一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角度以比较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

关于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素有争议。这一分歧从古代法上即已反映出来：日耳曼法对此适用无过错（严格）责任；罗马法则主张适用较一般过错责任稍重的责任。法国法一般认为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德国民法对此的规定是过错推定。意大利民法对此规定的归责原则是过错推定。而瑞士债务法所规定的，更接近于过错责任。在英美法中，所有人或占有人分别不同情形承担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我国学者认为，可将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概括为三种情形：推定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结合责任。日本民法学界，早期对此主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后来逐步发展为无过错责任。甚至有人认为“工作物责任＝无过错责任”。我国民法学界大多数人主张这类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张新宝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规定的责任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从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上观察，过错推定仍然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仍以过错为责任的前提，而不同于无过错责任那样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错的问题。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是由法律假定行为人有过错，因此受害人无须对行为人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行为人如果要免除自己的责任，则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实质上是一种举证和证明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转换。基于这种考虑，构成此类侵权责任，仍以过错为要件。

三、过错推定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只体现在126条吗？

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以大陆法系理论观之，应为过错推定，属于过错责任之特殊情形。在实践中，受害人不负对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加害人得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为了应付一些前所未有的特殊侵权行为案件的处理的产物，而随着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大陆法系民法中的确立和广泛适用，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变得比较小。虽然有人十分推崇过错推定，以此补充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并用它来充实我国侵权责任的一元化归责原则， 但理论界对此支持者不多。在立法上，民法通则既规定了过错责任，也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真正适用过错推定的，只有第126条。但是在研究中有人主张通过推定的广泛适用来解决诸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一类的侵权行为案件，从而实现归责原则的一元化。 也有的学者如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建筑物、悬挂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是对特殊过错推定的规定，但是特殊过错的推定不限于这个条文。他认为《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7条均是有关于过错推定的责任规定。 同时，他认为我国许多特别法条款的规定中也体现了过错推定，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等。 也有的学者一方面认为过错推定仍属于过错责任范畴，另一方面又将过错推定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一项归责原则，将其与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相并立。这种认识在逻辑上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错误，不值得采纳。 张新宝教授认为，过错推定仍然属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部分，是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仍然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的根据或标准，因此不可以将其与过错责任相提并论，更不能将其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之一。从我国民事立法的现状看来，过错推定仅仅在一个法律条文中（即《民法通则》第126条）得到集体的适用，而不是广泛的运用。无论是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还是之后，理论界都很少有人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以及动物致人损害等侵权行为采取过错推定的方法。例如，《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曾经影响极大的由佟柔教授主编的《民法原理》一书中认为，有一以下几种侵权行为并不需要同时具备损害、违法性、因果关系与过错四个要件，被告才承担民事责任，他们分别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责任、国家机关对其公职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高度危险业务的无过错责任以及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责任。该书还明确认为，高度危险责任业务之人损害的责任属于典型的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 《民法通则》颁行之后，佟柔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更加明确地将《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7条认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却没有将第126条认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另外，在我国民法学界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江平教授，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民法通则刚刚出台并颁行之后，江平教授在198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政法论坛》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法中的视为、推定与举证责任”的文章，其中详细论述了过错推定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仅仅只体现于第126条的看法。江平教授在文章中提到：“过错推定是法律推定侵害人有过错，但允许他举证推翻这种推定。属于这种情况的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在其后的论述中，江平教授再也没有举出《民法通则》中属于适用过错推定的条文。可见过错推定只适用与《民法通则》第126条是立法者和当时立法过程中主要学者的基本立场。

四、过错推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适用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80年代中期和后期，建筑物倒塌致人和财产损害；居民楼窗、阳台上搁置的花盆坠落伤人；以及其他搁置物、悬挂物摔落，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 报纸上曾报道，楼房阳台塌落造成伤害的；大楼门口前门厅顶板因站人过多超重塌落伤人毁车的；甚至如东北某地发生整撞楼房塌落造成伤亡的。 这些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中常常发生，有时甚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导致社会中很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例如：泰山小区八号楼十二层居民张由义酷爱花草，在其阳台上放置花盆数个。1983年8月3日，天气突然变化，刮起8级大风，将张由义的一个瓦质花盆吹落，正好砸在行人王匡头部，血流如注。后经医院治疗痊愈。花去医疗费50元，误工费30元。王匡向法院起诉，要求张由义赔偿。张由义以花盆为风刮落，不是自己碰落为由，拒绝赔偿。

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当地气候以风沙天著称，每年七到八月风力常在七到八级左右，故案件发生当天为八级大风，并非当地罕见气候。

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张由义为本地居民，对该地夏季风力较大的气候特点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故在高层建筑物上放置物品，应当预防被风吹落，发生危险。但张由义并未采取任何防风措施，在阳台上放置了花盆，造成花盆坠落砸伤行人的严重后果。故张由义对王匡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调解，张由义自愿赔偿了王匡的全部损失。

又如：被告黑龙江省某市某银行于1980年在某市某街37号建有3层砖瓦解构房作为宿舍，3楼屋西建有砖砌花格女儿墙，年久失修，曾于1991年10月间因居民晒被子倒塌过一小段，但未引起被告重视。1992年1月28日，原告程某（8岁）随父母到居住在该楼的祖母家中，在院中玩耍，恰逢该女儿墙倒塌，被掉下的砖块砸中头部，当即昏迷。经抢救并数次治疗，颅骨被切除68厘米，需到15岁时用玻璃钢修补，诊断为开放性颅骨损伤，硬膜下积液，蛛网膜囊肿，左侧体偏瘫，为甲级重伤。程某之父与被告交涉请求赔偿，被告声称不应由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原告诉致法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用花格砖砌方式建女儿墙是不安全、不符合正规设计要求的建筑物，据此被告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构成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故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两个案例都充分的说明，在80年代中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非常的频繁。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也是纷纷报道了这些楼房倒塌或者搁置物、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的事件。由于当时管理水平的缺失，导致大量的建筑物存在者质量方面的安全隐患。加之当时高层建筑刚刚在城市兴起，关于高层建筑安全防范知识还比较缺乏，立法也没有跟上，所以致使大量的事故围绕着高层建筑展开。在没有现代城市高层建筑时，人们往往住平房，不少家庭还有自己的一块小花园，可以种些花草。可是，当人们随着现代高层住宅的兴起，纷纷搬进高层楼房，但是养花的习惯依然保留，导致在8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高层住宅上满是花盆的现象随处可见。80年代后期的公益广告中也常常看到提醒高层住户不要种花的宣传内容。

由于高层住宅问题在社会中积聚的上升，引起了国家上层机关的重视。国务院办公厅于1986年12月13日转发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整顿建筑市场情况报告的通知》 。因此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立法者一方面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到对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实行较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另一方面又充分的落实了当时中央的要求，迎合了时代的发展。可是，建筑物致人损害毕竟不同于环境污染、动物致人损害、国家机关职务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一样实行严格责任，对于这种方式的损害不能在举证责任转移问题上施加给加害人过大的压力，因此立法者在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找到了过错推定的方式来处理这类问题，可谓之公允。

五、民法通则第126条中证明责任倒置的相关问题

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可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往往带有一种权利的色彩，他是在证明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就自己主张之成立以及对方主张之否定加以的积极证明权利构成抑或不构成之要件事实的一种行为，而行使这种证明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权利。客观的证明责任则是指案件中某个双方争议的权利或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据一定的证明责任分配之方法，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由于主观的证明责任在实践和理论上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故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已经几乎全部偏向了客观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这一问题之上。正如汉斯认为，那种认为在不存在真伪不明的条件下也可以适用证明责任裁判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法定的风险分配形式。这种抽象的风险分配在每一个诉讼开始之前就以经存在，就像实体法之请求权规范一样。 按照德国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的观点，待证事实分为三类，即某种权利产生的事实、某种权利消灭的事实以及阻碍权利产生的事实。罗森贝克教授独创性地从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则，提出当事人对某种权利产生的事实和妨碍权利产生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事实在某诉讼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须加以证明，否则将有可能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最高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4款规定：“建筑物或者其设置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一条规定的基础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建筑物致害具体规定在证据法上的体现。其进一步强化了《民法通则》第126条适用“过错推定”的色彩。按照一般的侵权情形，权利人必须首先对于权利产生的事实加以证明。一般侵权案件构成要件分为四个部分，即被害人损害之事实、加害人有损害行为、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加害人有过错。一般的侵权行为中，被害人必须对以上构成要件的事实加以证明。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侵权行为具有了新的性质，如高空落物致害、公害侵权、环境侵权、医疗侵权等等。在这类侵权行为中，往往能够证明加害人有过错的证据和基本事实掌握在加害人一方的手中，造成了“证据的偏在性”，因此法律基于对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合理保护目的，将侵权案件构成要件中的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负加于加害人一方，以实现权利的合理救济，体现程序之正义理念。

在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中，要求无辜的被害人对于被告的过错加以证明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是否有过错的信息资源往往掌握在加害人手中，加害人相比于被害人更加了解致害的原因以及发生过程，因此法律理所应当将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方，以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从而进一步实现侵权行为法的价值。《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4款后段言及：“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其含义应当是先推定加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某种过错，再由加害人就其没有过错加以证明。这里所“推定”的只有过错，而不是全部的责任构成要件。从免责是由上来说，加害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可以推翻这种推定和假设。但是在严格责任中，加害人单单只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还不能构免除责任，只有当其对于法律规定的事实（如不可抗力、被害人故意等）加以证明之后才可以免责，有的情况下就算加害人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也不能免责，例如空难案件。

江平教授指出：推定侵权人过错就是指侵害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除其责任。在一般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必须证明侵权人由过失，否则侵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负有证明责任；而在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中加害人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其将承担败诉的风险。但是这种责任还不是无过错责任，她仍然时过错责任，只是这种过错是推定的罢了，加害人同时还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