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官的审判心理
黄学武 袁长伟 孙守旺
【内容摘要】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司法改革的深化，法官素质正受到严峻的考验，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官审判心理作为法官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责，调节社会纠纷，维护公平和正义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法官审判心理进行分析，继而就法官审判心理的塑造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以期对法律同仁有所借鉴。
【 关 键 词 】 审判心理 公平正义 司法礼仪 职业操守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法官的审判心理都对诉讼的过程和结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法官内心对案件审理的情感、态度和对法律的认知水平和信仰程度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决定着法官的一举一动，推动着诉讼的进行，促进裁判的产生。也因此，法官的审判心理日渐引起法学界的重视。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法官审判心理的内涵和特征
法官的基本职责是正确执行宪法和法律，依法调节社会纠纷，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国家各项事业有序发展。事实上，法官履行职责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累积案件事实和机械套用法律的过程，而是各种不同的利益在法官内心遵照有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博奕过程。法官的审判心理是能否实现案件的客观公正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可以把法官的审判心理定义为：法官在依法调节社会纠纷时的心理反应、现象、状态、过程及其规律。[1]作为案件审理的法官，由于其是国家公权力的实施者，在诉讼中的心理不同于任何案件参加人，有着独特的一面：
（一）超然于诉讼纠纷。
“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的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nemo judex in partesua）；即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2]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5条对此也作了专门的规定，为法官超脱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因此，法官在案件的审理时，其审判心理较少地受到外界利益关系的干扰。
（二）以解决纠纷为目的。
司法是国家专门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以法律为依据，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案件处理活动。法官作为司法权的具体实施者，其审判心理无疑也是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
（三）审判心理的被动性特点。
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法官审判的中立性，遵循这一理论，法官在审判中的心理变化主要是受案件参加人诉争的影响，而不是因主动行使职权而发生变化。
（四）审判心理的稳定性。
“一个优秀的法官永远是庭上的智者”，案件是各种各样的，对法官的审判心理的影响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法官的职责要求法官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法官都要保持理性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力。
二、法官审判心理的构成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案件总量在不断增加，各种疑难复杂的案件也相应增加，给司法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具有良好的审判心理状态，以应对各种挑战，完成法律赋予的职责。
（一）影响法官审判心理的因素。
影响法官审判心理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环境和政治立场、社会发展水平、法官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法官的阅历、法官的学识等等。依据影响法官审判心理因素的不同来源，可以把影响法官审判心理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1、外在因素。法官首先是一个社会人，其次才是司法权的具体实施者。因此，法官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今天的社会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消极的一面也很明显，如社会信仰的缺失，诚信的缺失。法官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免要面对这些不良影响。另外，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的具体实施者，这种社会角色的定位使得法官更多地接触到社会的阴暗面，这也对法官审判心理产生着影响。
2、内在因素。法官自身的学识、品德等和法官的审判心理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有些因素和法官的审判心理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正义的认知，不同的法官有着不同的看法，而每一种认知都将在审判心理中得到反映，具体应用于审判中产生着不同的效果。
（二）法官审判心理的构成。
法官审判心理是由一系列心理品质构成，其中包括法官的个性心理品质、审判心理状态、审判观念、法律思维、法律信仰五个主要方面，下面具体论述。
1、法官的个性心理品质。
学界对个性的定义是多样的。H.C.沃伦认为，个性是个人的品质的各个方面，如智慧、技能、气质和品德；高玉祥在《个性心理学》中把个性理解为受一定个人倾向制约的各种心理品质的总和。因此，法官的个性心理品质也是由许多稳定的意识特征组成，主要分为两项：气质和性格。法官审判心理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的气质不属于任何典型的类型，不能想象一个抑郁型的或是情绪型的法官能在法庭上保持较高的稳定且理智的审判心理。法官的气质应当是复合型，即是智力活跃而不粗枝大叶；富有激情而不感情用事；稳重而不沉郁；谨小慎微而不怯懦；果断而不武断等等。总的来说法官的气质是各种气质优良部分的有机组合。法官的性格和法官的气质有很多相通之处。法官良好的性格包括：诚信、正直、勤勉、负责、自信、谦逊、自尊等等。
2、法官的审判心理状态。
法官的审判心理状态是指法官对自身在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变化。法官的审判心理状态来自法律对其所赋予的角色内涵。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诉讼结构的合理化和诉讼力量的均衡，并强调法官在这一过程中的中立性。中立，是法官在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即处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均衡的位置，以防止任何可能的偏见。诉讼中的偏见是指：裁判者在聆讯或者接受证据之前已经对案件事实形成了某种结论。[3]实践中常有法官在庭审之前就对其中的“弱者”抱有某种同情，这就是对角色定位的错误而导致其审判心理状态发生偏差。
3、法官的审判观念。
审判观念所要解决的是诉讼价值的去向问题。所谓“法官的审判观念”，简单地说就是法官对案件如何审判的认识和信念，或称为法官的审判价值观。在司法审判中，法官有什么样的法治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审判作风，就会得出相应的审判结果。[4]每一位法官在办案中，都会按照自己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对审判制度和诉讼制度的理解、对法律的本质、社会的观念甚至对人性善恶的理解，通过行使审判权来表现其审判观念。法官的审判观念主要有以下四种：平等的观念、正义的观念、公平的观念、效率的观念。除此以外，在现阶段， 以公正司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4、法官的法律思维。
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官职业技能得以存在的前提，是法官职业的自主性或自治性的强化剂，是法官的必备素质之一。法官的法律思维不仅区别于社会公众的一般思维，也不同于其他法律职业者的思维，英国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爱得华.科克曾经讲到，“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法官的法律思维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司法权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公正、公平的处理案件，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法官的法律思维有以下特点：是一种合法的理性思维，法律思维首先是要服从规则而不盲从情感；中立性思维，法官应当以同等的标准衡量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接受或者驳斥当事人的诉讼观点；确定性思维，法官只能在当事人权益间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并给与明确的保护；被动性思维，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思维的被动性；重逻辑思维，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法律适用是一个逻辑运用的过程，决定了法官法律思维的逻辑性。
5、法官的法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5]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阶段，全社会的法治氛围尚未形成的时候，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是当务之急。有人主张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归属于法官，[6]因此，法官理所当然成为法律信仰的楷模，并以实际行动弘扬法的精神。另外，法官是司法权的具体实施者，而不是法条的机械运用者，其自身的法律的意识必然会对具体的司法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有通过法官内心的法律信仰提供巨大的驱动力，法官才能够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三、法官审判心理的外在表现
法官的审判心理是多层次的，其内涵十分丰富，有着混合性、复杂性、多变性的特点，然而，再复杂的心理活动内容也要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法官的审判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官的外在形象。
法官形象是法官在审判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给人们的外貌印象和内在素质的展示。因此，法官的外在形象直接展示着法官的审判心理。由于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必须着装规范，仪表端庄，举止文明，言辞谨慎，通过法官的外在形象来体现法律的严肃、法官的公正、判决的正义。一个具有良好审判心理的法官的外在形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着装。法官的着装要给人以稳重、威严、可敬、可信的印象，开庭审理时必须着法官制服，佩戴胸徽； 2、法官的言辞。法官的语言应当中立、简明、准确、庄严，尽量使用法言法语。3、法官的举止。法官的举止应当庄重、沉稳、高雅、热情、大方。[7]
（二）法官的应变能力。
一般在开庭前，法官会针对本次开庭制作庭审提纲，以确保庭审的安定有序。然而，法庭上的诉讼活动，是由多方当事人参加的，特别是到了辩论阶段，情况可能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这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应变能力对于法官来说非常重要。法官良好的应变能力包括：1、敏锐的洞察力。当事人的任何突发行为都是一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实施前必定有所显现，法官应当对这些蛛丝马迹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洞察当事人的内心，并有所准备。2、冷静的思维。冷静是应变的前提，没有冷静的思维，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对策。3、理智的对策。法官的任务是运用法律解决纠纷，这决定了法官在诉讼的任何时候都必须根据案情的进展，理清思维，把握好诉讼的焦点所在。4、果敢的决断力。这是建立在法官理性思维基础上的，要求法官不仅仅要能够根据突发情况提出解决对策，并且在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要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案件审理的失控。
（三）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
庭审驾驭能力是法官主持、控制庭审的一种能力，它是法官在法庭上根据自身掌握的法律知识来熟练运用程序规则，主持整个庭审过程，指挥和控制诉讼参加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的能力。[8]法官的这一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案件的质量和公正司法的水平。法官的庭审驾驭涵盖了案件审理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庭审阶段。良好的庭审驾驭能力包括：1、庭前阶段的准备能力。这一阶段法官应当对案件争执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且对当事人之间的诉争焦点进行归纳，确保庭审阶段有的放矢。2、庭审中的协调能力。法官在庭审中最重要的职能是按照法律程序，引导当事人进行诉讼。当事人的举证、法庭的认证都应当归纳到这一过程中去。法官应当对案件参加人进行沟通协调，并根据庭审进程对案件事实及时概括、认证，确保庭审的有序进行。3、庭审后的裁判能力。即根据庭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分析评议其中的法律关系，并准确适用法律，并向当事人充分、全面阐述裁判结果。
（四）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证能力。
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证能力不同于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后者强调程序公正，前者主要是指“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在具体的案件中，查明案件事实，是正确解决纠纷的前提。内容包括：1、把握当事人的诉讼心理的能力。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的，其内心动机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具有导向作用。2、寻找案件突破点的能力。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给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带来了难度，但这种因利益而产生的激烈对抗同时也给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依据。法官应当善于筛选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提供的大量信息，并从中发掘案件事实。3、将案件事实转为法律事实的能力。案件事实不同于法律事实，法官应当对案件审理中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时予以确认，并引导其他案件事实向法律事实转化，以保证法律适用的正确。
（五）法官的法律适用能力。
司法是一种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工作，这要求法官对法律知识必须具有广泛的涉猎和精深的理解。在这一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准确进行法律定性，并合理使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法官对法律适用的形式，可以把法官的法律应用能力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明文规定时，严格依照法律规定。2、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下，或是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含糊时，根据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进行推理、论证，进而发掘其深层次的含义。拉伦次指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应当负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在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权力，但是法官应当在其具体承办的案件中负起这种义务。3、在法律规定如果应用于具体案件事实将产生不正义的结果时，能够根据法的精神正确灵活适用法律解决纠纷，而不是机械的套用。
四、法官审判心理的塑造
心理的塑造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外在行为的塑造，进而影响其内心，另一种是通过对内在的知识、思维、理念的改变，以影响其心理。但无论哪一种，都将影响法官的形象，因此可以说法官形象培养的过程，也是法官的心理塑造过程。目前，法官心理的塑造也是从这两方面着手，具体措施有：
（一）遵守司法礼仪。
人们的一举一动不仅会对相对人产生影响，也会对自己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暗示，强化支配这些举动的心理，形成互动。法官的司法礼仪包括着装、言辞和举止三个方面。法官的着装不能过于随意，其着装是一种国家权力和审判职权的象征。法官在工作时间，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必须按规定着装，使双方明确相互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从而自觉将自己的行为纳入相应的角色中，强化了法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遵守司法礼仪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言辞得体。就是“言所当言，不言所当不言”，法官的言语要符合审判所必须的简明、及时、庄严的要求。法官的举止要符合司法的要求，做到中立而不孤立、高雅而不轻浮、端庄而不呆板。
　　(原文刊发于《法治理论探索》书刊基本参数：ＩＳＢＮ７-２２４-０７０４４-０／Ｄ.１０６０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

论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及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蔡书芳
(西安市行政学院 西安 710054)


内容摘要 辩诉交易制度在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在理论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的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撤回和变更诉讼的权利，以及相关的司法实践都为我国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可行性。
关键词 辩诉交易 刑事诉讼 合理性 可行性

我国司法机关由于受刑事案件不断增长而司法投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在实行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中开始关注“辩诉交易”制度。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根据公诉机关的申请，适用“辩诉交易”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 这种冒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风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引起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威人士明确表态，“目前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能否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传统的土壤里，接受“当事人主义”的产物，却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其利弊，辩诉交易确实存在排斥和变异的危险。为此，本文将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入手，对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做一探讨。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辩诉交易是主要存在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审判程序制度，德国、意大利也有其“变异”形式。实质意义上的辨诉交易制度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根据美国1974年修订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章第11条，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案件进入正式审理前或审理过程中，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达成协议，如果被告承认有罪，作有罪答辩，或者作不愿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那么检察官则降低对其指控的强度（或将重罪名变更为轻罪名，或减少指控的罪数或建议法官从轻处罚）。双方讨价还价，一经达成协议，案件就不再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法官只须确认协议双方是否完全出于自愿以及协议的真实性即可判决，并在判决中体现协议的内容。在这一审判程序中，因检察官和被告的“交易”行为起着主导作用，法官的判决主要依据双方的协议，因此称之谓“辩诉交易”程序。1970年美联邦最高法院在Brady.V.US.案件和1971年在Santobello.V.New.York案中分别以判例的刑事确认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1974年，美国在《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修订案中正式以成文法的形式对这一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
发源于美国辨诉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也有所建树，并得以开枝散叶，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典型者当数意大利。相比于美国，其特点有三：（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被的罪名进行交易；（2）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并且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3）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人在仍然可以要求法官减刑三分之一。“其意图是使减轻判刑适用于所有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被告人，而不论检察官是否同意反映了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辩诉交易”程序早有关注，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应移植美国的这一审判程序。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不断变革的进程中，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国内各种形式的犯罪案件不断增加，造成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大，积案现象严重，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积案问题，理论界呼吁改革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我国的辩诉交易程序，甚至于实务界，也出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在2002年4月运用辩诉交易程序审结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实例。200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围绕我国能否引进辩诉交易，与会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肯定说、否定说和缓行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从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建立纠纷解决的协商机制，提高刑事诉讼的社会效益等方面主张引进这一程序；否定说从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客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和辩诉交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方面，认为我国不具有引进这一程序的基础和司法环境；缓行说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官、检察官素质不高，司法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匆忙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使制度的越位和超前。
同时，与会的法学专家、学者们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的观点。纵观陈述，举其要者，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界定，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正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
第二种界定，辩诉交易又称答辩交易和有罪答辩。它是指检察官在被告人律师的帮助下，就案件的处理问题与被告人协商、谈判甚至讨价还价，以促成有罪答辩从而不经审判而了结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
第三种界定，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和被告方在答辩前私下进行种种协商、妥协，最后达成协议：被告人答辩有罪，检察官则相应地减少控罪或降低控罪的幅度，或者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的建议。
第四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
第五种界定，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在开庭审理前解决案件的一种重要方式。具体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消部分指控、降低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处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谓“辩诉交易”。
第六种界定，辩诉交易指处于控告方的检察官和处于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进行会商和谈判，以撤消指控、降低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方其他要求。如果交易成功，达成协议，经法官审查系被告人出于自愿，协议内容合法，便加以采纳，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 。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制度能同时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得到充足发展，这本身就说明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不管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还是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其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并非绝然对立，二者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达到协调统一，一定程度上来说，更佳的效率往往是更大的公正。只不过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对判刑方面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做了一定的限制，但这并没有掩盖二者各自的合理性。
从理论层面看，每个国家在其刑事司法制度的运作过程中，都希望追求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然而，每个国家都不免不了这两项价值目标的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最现实的方案就是：冲突双方或一方做出牺牲或割让。要想“鱼与熊掌”兼得，是不现实的，也是非理性的。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无疑符合上述方案的设计原则。通过这一制度的运作，可以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被告人自愿认罪，既有利于刑罚的执行机关对其教育、改造，也有利于其本人的恢复矫正和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来说，“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及时地对被告人处以刑罚，可以给予其些许安慰，体现刑罚的抚慰功能。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司法公正的目标，使得效率与公正达到协调与统一，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从现实的运作来看，辩诉交易也确实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在价值。“美国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这一制度来解决的”。 在意大利，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具体而言，检察官选择辩诉交易减轻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败诉的危险；法院选择辩诉交易使得案件审理由实体审转为程序审，节省了庭审时间，只需查明被告人对交易是否出自本人意愿；被告人选择辩诉交易可使其避免承受较重刑罚的风险，避免旷日持久的心理负担、精神折磨及经济损失；辩护律师选择辩诉交易，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使其尽快从久拖不决的诉讼中解脱出来去寻求新的交易机会，符合律师的职业特征，利于律师职业能力和社会威望的提高。
综上，作为一种先进的刑事诉讼制度，在理论上具有其合理性，在实践中有其运作的空间。我们应吸收其合理内核，加以规范，为我所用。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辩诉交易这一制度，但正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 就此而论，现代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为我国的普通程序简易化的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诉讼制度范例，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可以在惩罚犯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价值。同时，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机制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
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首先，我国刑事诉讼确立的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以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二元并存的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轻重，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及其表现，胜诉风险大小及诉讼效率等因素综合评定，最终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而且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形式，给予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可以这样理解这一规定：“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这恰恰就为控辩双方创造一个机会——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而检察机关的证据又不是很充分，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还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这对于检察机关、被告双方而言，都部分地实现了预期的利益。对于在中国面临“错案追究”以及讲究“业绩”的法官来说，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推行辩诉交易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受传统文化、民族习惯以及现有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所固化或强化的社会心理和司法理念的影响，把“交易”运用到司法环境中，一定程度上难以被广大公民所接受，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类似的交易，只是“这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而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 这种暗箱操作的存在，滋生了司法腐败，诱发了司法不公，破坏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效益。但另一方面又恰好说明“辩诉交易”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如检察机关在调查受贿案件中，为了得到行贿人的配合及获取有力的证据，往往暗示或明确承诺对行贿人不予或轻予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有违现行法律规定的，但事实上却是存在着的。倘若实行“辩诉交易”，这种行为可在阳光下进行，同时也可消除其负面的社会影响。
同时，我国司法资源有限，高技能的司法人员匮乏，资金、设施及后勤保障水平滞后，如何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引入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地配置，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集中力量办好其他的大案、要案。
由此可知，在我国推行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在立法最终对其确认之前，还必须对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约束机制等加以研究，防止司法腐败等问题的产生。而那已不是本文所要详加论述的问题，在此，只能从宏观的方面对此做一概述。首先应该限制监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 在“交易时，应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正当意见。以便通过派出各方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中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的场所。”同时，检察官应履行其在辩护交易中所作的承诺。其次，法官应审查被告人认罪是否出于本人的真实意愿，审查是否做了公开记录，以表明交易的结果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使程序的运作“能够对判决结果做出充分地合理性的证明，使程序参与者确认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再次，交易应通过律师进行，完善证据展示制度，让辩护律师充分了解控诉方掌握的证据。最后，应对采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范围做出限制，禁止双方就罪名交易，对被告人的刑罚减轻幅度不应超过三分之一，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
四、结语
在司法资源有限与犯罪高速增长双重的挤压下，“辩诉交易”孕育而生，成为不少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别审判程序。尽管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从趋势上看，它似有继续扩大使用范围的可能。我国正在对庭审方式进行抗辩式或称对抗式改革，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辩诉交易这一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式刑事审判程序的产物，在我国的“超越职权主义”的诉讼诉讼传统的土壤里如何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因此，尽管国内对于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笔者仍希望通过对辩诉交易制度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讨论，能够对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现阶段积案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践的范畴有所帮助和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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