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


《吉安市道路旅客运输管理暂行办法》等四个管理办法
2003.01.10 吉安市人民政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吉安市道路旅客运输管理暂行办法》、《吉安市道路货物运输管理暂行办法》、《吉安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暂行办法》和《吉安市机动车辆维修行业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００三年元月十日



吉安市道路旅客运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建立和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客运市场秩序，保障经营者和旅客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旅客运输业健康发展，根据《江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办法》（省政府第45号令）、《江西省道路旅客运输线路审批管理规定》及《江西省道路旅客运输业户开业审批管理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境内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道路旅客运输包括班车客运、定线客运、旅游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和包车客运。

（一）班车客运是指客运车辆按照统一编排的班次、线路、站点和发车时间运行的营运方式，班车客运班线里程一般在150公里以上。

（二）定线客运是指一般使用中、小型客车在固定起讫站点和较短线路上运行，线路上客流量大、车辆多，采用不定班次、流水发车的营运方式。

（三）旅游客运是指客运车辆以运送旅客游览观赏为目的，线路一端位于旅游部门认定的风景区和名胜古迹，且中途不发售客票和上下旅客的营运方式。

（四）出租客运是指以轿车或其它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租给用户，按用户要求的时间、线路、地点行驶、上下客及等候，未经租车人同意不得载乘其他旅客，按时间或里程计收运费的营运方式。

（五）包车客运是指客运车辆临时租给用户，在议定时间内由用户安排使用，不零星发售客票，按里程或时间计收运费的营运方式。

第四条 客运线路种类划分标准如下：

（一）甲种线路：跨省一、二、三、四类

（二）乙种线路：跨市一、二、三、四类

（三）丙种线路：跨县一、二、三类

（四）丁种线路：县境内所有班线。

第五条 吉安市交通局及各县（市）交通局是本行政区域道路旅客运输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履行具体管理职责。工商、公安、物价等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配合交通部门做好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工作。

第二章 开业和停业

第六条 申请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符合《江西省道路旅客运输业户开业审批管理规定（试行）实施细则》，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请者必须是独立核算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并取得道路客运企业的经营资质等级；

（二）具有壹辆以上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管理的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检测达一级车况的客运车辆（经批准过户车辆除外），车辆应具有有效的车辆行驶证；

（三）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或联络地点，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较坚实平整的停车场地，其面积应不小于车辆投影面积的1.5倍，凡租用他人房屋和场地者，须出具有效的租用合同；

（四）应有不少于车辆原值5%的流动资金。经营一辆车的业户，除车辆本身外，须有叁万元的资金或资产作为事故的赔偿保证金，其保证金在开业时应出具有效的资信证明或资金担保书；

（五）经营管理人员应熟悉道路旅客运输有关的政策、法规和客运业务知识，从业人员需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培训考试合格，发给经营资格证和从业资格证后方可持证上岗。驾驶员应持有驾驶相应车辆的驾驶证，具有驾驶相应班线的驾驶经历或安全行车里程。

第七条 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业户经营资质等级和质量信誉考核情况，确定其经营相应的客运线路类别：

一级企业：可经营所有线路，线路长度不限，并可直接向交通部申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

二级企业：可经营所有线路，线路长度不限；

三级企业：可经营除甲种一类和乙种一类线路以外的其他线路，但每条线路的长度均不得超过800公里；

四级企业：可经营除甲种一类和二类、乙种一类和二类以及丙种一类线路以外的其他线路，且每条线路的长度均不得超过400公里；

五级企业：可经营甲种四类、乙种四类、丙种二类和三类以及丁种线路，且每条线路的长度均不得超过150公里；

个体运输户：可经营甲种四类、乙种四类、丙种三类和丁种线路，但每条线路的长度均不得超过150公里。

单条线路长度超过规定里程的，可由高一等级的企业经营。

第八条 经营旅游客运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大、中型中级以上旅游客车不少于5辆。

（二）驾驶大、中型客车安全行车5万公里或安全行车3年以上的驾驶员不少于5人。

（三）持有效导游证书的导游不少于5人。

（四）有固定的发车地点。

第九条 申请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单位应持上级主管部门证明，个体经营业户应持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证明，经所在地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报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经营旅游客运必须是企业，个体户不得经营旅游客运。

第十条 客运运力发展坚持先审批后购置原则，经客运班线终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办理购车手续。

第十一条 经营者凭车辆购置审批手续到当地交警部门上户挂牌后，再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持经营许可证到当地有关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旅客意外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第十二条 经营者需要合并、分立、变更、停业、歇业，应提前30天报原终审批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经批准后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章 客运运力、班线审批

第十三条 班线审批权限按《江西省道路旅客运输线路审批管理规定（试行）实施细则》执行。客运运力投放要积极推行服务质量招投标制或公示制。招投标及公示办法由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客运线路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第十四条 班车客运线路运力投放中标者应及时组织开班，凡超过2个月未开班者，作自动放弃处理。已连续3个月停班的区内线路、连续6个月停班的跨设区市线路，取消经营者经营该班次的资格，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回线路牌。经批准已开行的班线，6个月内不得变更。

第十五条 客运班线所有权属于国家。未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收购、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客运车辆转让过户的，其线路经营权由受让方按新开班线申报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客运班线实行年审制度。年审时间为每年6月至7月。经营者应在规定期限内将线路牌、道路运输证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合格后核发新的《线路核准证》。客运线路经营者连续6个月没有投放客运车辆的，注销该线路经营权。

第四章 客运车辆管理

第十七条 客车在营运期间，必须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设施齐全。

第十八条 客运经营者或委托经营代表与车辆均应照相存档，车身门前喷有经营单位名称，中门两侧喷有举报电话，线路标志牌在其核定的班车和线路上使用，营运时线路标志牌只能放置于前挡风玻璃内右下角，正面向外；车厢内必须张贴由物价部门监制的价目表，并配有有效灭火器。

第十九条 客运车辆应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的具备一类客车维修资质的汽车维修厂进行维修和季度二级维护，否则不得从事道路旅客运输。

第二十条 客车年度审验综合性能检测应达到二级车况以上，否则不得从事道路旅客运输。

第二十一条 严禁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准的车型从事旅客运输。

第五章 客运班车运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客运班车必须进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指定的汽车站作业，按公布的时间发车，不得随意变更线路、班次和停靠站。非定班的线路客车应当在始发站按顺序载客发车，并服从站务人员管理。

第二十三条 客运经营者必须按物价部门批准的运价收费，并使用由交通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不得乱加价、乱收费，不得无故绕道行驶或兜圈揽客，不得途中更换车辆将旅客交他人运送。确因车辆机械故障或交通事故必须转乘的，不得重复收费。

第二十四条 因客运经营者本身责任造成旅客漏乘、误乘的，应按旅客要求退还票款或安排改乘；造成旅客人身伤害或行李丢失、损坏的，应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旅客乘车必须购票，遵守乘车秩序，不得携带危险物品乘车。由于旅客的过错，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行李损失或车辆设施损坏，应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严禁客车超员、超重行驶和客货混装，行李托运不准超重、超高、超宽。

拖拉机、货车、农用车、摩托车和国家规定的其他禁止载客车辆，不得从事道路旅客运输。

第六章 客运站场管理

第二十六条 汽车客运站由交通主管部门根据旅客运输需要，按照方便旅客集散与城市整体功能相配套的原则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并按照交通部《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

第二十七条 汽车客运站必须达到《汽车旅客运输规则》的要求，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售票、行包托运、候车、停车和发车等场地设施及卫生设备；具有掌握一定管理知识、熟悉运输业务的管理人员和站务人员。

第二十八条 汽车客运站必须到当地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审批手续，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办理有关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后方可开业。

第二十九条 汽车客运站要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

第三十条 汽车客运站只能接纳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已发放进站卡的合法经营者进站作业，对运输经营者要一视同仁，合理编排车辆运行班次，统一安排售票。

第三十一条 凡进入汽车客运站经营的客车，经营手续必须齐全，服从车站的统一管理、调度和指挥，并与汽车站签订进站协议，站、车双方按协议履行各自职责。

第三十二条 汽车站应严格按《江西省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规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费用，公布收费依据及标准，使用规定的票据。交通、物价部门要定期对车站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汽车客运站必须建立安全生产制度，配备安全检查人员，严格执行客车进站始发的检验制度；加强客运安全宣传教育，严格查堵危险品，做好危险品检查工作。

第三十四条 汽车客运站实行年度审验制，对达不到相应条件和要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验收不合格的，予以降级或停业。

第三十五条 市及各县（市、区）汽车站应为进站经营者和旅客提供停车、售票、候车、洗车、行包托运等服务，认真做好进站车辆的接发、登记和考核工作。经营者应每年与起、讫客运站签订进站协议，并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鉴证。

第三十六条 汽车站要按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规定，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十七条 市及各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在车站委派驻站人员，其主要职责是规范客运站经营行为，督促"车进站、人归点"，协助车站抓好"文明站"建设。市及各县（市、区）公安交警部门协助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管理城区客运秩序，严厉查处和打击客运车辆在城区内乱停乱放、兜揽旅客的行为。

第七章 监督管理与处罚

第三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加强对客运车辆的监督管理。道路客运经营者和司乘人员，必须服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经营者，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并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罚没收据。

第四十条 未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转让、兼并、收买线路或车辆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收回线路牌及道路运输证。

第四十一条 对伪造道路客运牌证、专用审批章的，由公安机关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统一着装，持证上岗，秉公办事，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道路运输法规。对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敲诈勒索的，要严肃查处。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吉安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吉安地区道路旅客运输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吉安市道路货物运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的管理，维护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秩序，保障承、托双方合法权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货物运输市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江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道路货物运输管理的范围主要包括：货运业的经营资格和条件、货运车辆、货运交易市场、货源、物流、货物运输、公铁联运、水陆联运、货物仓储（配载、信息服务）、货运票据、货运站场、理货、装卸、中转、停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营人的经营行为等。

第三条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道路货物运输的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本办法和上级有关运政法规的实施，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据上级有关法规和本办法履行具体管理职责。工商、公安、财政、税务、物价、农机等部门应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协助交通主管部门做好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工作。

第四条 凡在本市境内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车辆和道路货物运输服务经营活动的业户以及通过道路货物运输发生运费结算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开业和停业

第五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符合《江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办法》、交通部《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所规定的开业条件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申请者必须是独立核算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以及具备货运的资质条件。

（二）车辆条件：拥有一辆以上新车或达到一级车况等级的在用车，并持有效的行驶证。

（三）设施条件：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或联络地点，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坚实平整的停车场地，其面积应不小于车辆投影面积的1.5倍。凡租用他人房屋和场地者，须出具有效的租用合同。

（四）资金条件：除固定资产外，还须有不少于车辆原值５％的流动资金。经营一辆车的业户，除车辆本身外，还应有贰万元的资金或资产作为事故赔偿的保证金。

（五）人员条件：经营管理人员须掌握与道路货物运输有关的法律、法规、货运业务、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道路货运企业在安全、机务、财务等岗位上应分别具有初级以上（含初级）的专业人员，签订合法有效的聘用合同。

（六）申请人为企业的，必须有合法的法人代表，有比较完整的企业章程和健全的经营管理机构以及生产经营管理制度。

第六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业的单位应持上级主管部门证明，个体经营业户应持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证明，并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写明要求经营的范围，经所在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报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终审审批发证。

第七条 经营者凭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到保险机构按规定办理保险手续，然后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道路运输证(营运证)。

第八条 经营者需要合并、分立、变更、停业、歇业、过户应提前30天报原审批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经批准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章 车辆管理

第九条 运输车辆应按规定领取号牌。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车辆，应建立车辆经济、技术档案，并持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证，使用统一货物运单。

道路运输证实行一车一证、随身携带。从事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的车辆应悬挂营运标志牌。客车不准从事零担货物运输。

第十条 从事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按国家颁发的技术规范使用和维护车辆，并按规定到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站接受综合性能检测和二级维护竣工检测，保持车辆技术性能良好，达到二级车况以上。

第十一条 营运车辆每年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一次年度审验。

第十二条 城区待货车辆均应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指定的货运交易市场或停车场停放，不准沿街、沿路乱停乱放。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战备、抢险、救灾等紧急运输任务时，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组织调派运输车辆，亦可通过货运交易市场具体安排运输车辆，所有车主（司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并按期完成任务。对因执行紧急道路运输任务而受到经济损失的车主，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四条 凡过户到交通专业运输企业的车辆，工商、交警、税务、运管等部门免收过户手续费（不含工本费）。

第四章 货运交易市场管理

第十五条 凡经营道路货运交易市场（站、点）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设施。其中交易市场的生产设施应具备货运交易、货物配载、货物信息（含微机联网设备）、停车、货物仓储、理货、人员宿舍等功能。各交易站（点）也应具备上述主要的生产设施条件。

（二）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注册流动资金，其中交易市场的注册流动资金为10万元以上，交易站（点）为３万元以上。

（三）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章程。

（四）独立核算。

（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六）有经济员以上职称的运输经济业务管理人员，其中交易市场必须具有助理经济师以上职称的运输经济业务管理人员。

第十六条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加强对货运交易市场的宏观调控、引导，按照合理布局、统一规划、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多元化投资建设货运站场。

第十七条 凡经营"货运交易市场（站、点）"须向当地县（含县）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据本办法和上级有关规定审查，对合格者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业主或主管业务人员经运政机关进行业务培训，取得从业资格证后，向工商部门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方可营业。禁止货运无证交易。

第十八条 货运站场收费由市交通局、物价局根据《江西省公路汽车货运站费收规则实施细则》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具体标准。

第五章 货源管理

第十九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工矿、企、事业单位及从事物资生产和流通的单位和个人，凡需通过道路运输的货物（非营业性货物运输和交通战备、抢险救灾物资运输除外），都应进入所在地货运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由货运交易市场调派车辆承运，禁止场外交易。

第二十条 单位和个人非营业性运输的货物必须是营业执照核准其经营（生产）范围内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超范围的货物均应纳入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第二十一条 大宗货物和大批量货物，应实行招（投）标运输，对大宗货物和长期固定的货物均应实行合同运输。

第二十二条 零担货物运输实行定点（站）、定线、定班运输。各县市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办零担运输业务，方便货主托运和提货。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垄断货源或封锁货源信息，利用货物索取回扣，行贿受贿，欺行霸市，扰乱货运市场秩序；不得在道路旁挂牌招揽司机装货，严禁马路交易。

第二十四条 承托双方在场外自行达成的货物运输，均应到货运交易或其设立的站点办理货运交易手续，并按规定交纳交易费。

第二十五条 贵重货物或总价值超过10万元的货物运输应实行保价运输。

第二十六条 有货单位和个人每月24日前均应向所在地运输信息、票据管理中心或直接向货运交易市场申报下月货运计划，运输信息、票据管理中心和货运交易市场应制定相应的运输方案，确保计划完成。计划内承运的货物免收市场交易费。

第六章 运单与票证管理

第二十七条 道路货物运单是道路货物运输及运输代理的合同凭证，是运输经营者接受货物并在运输期间负责保管和据以交付的凭据，也是记录车辆运行和行业统计的原始凭证。道路货物运输车辆必须按规定统一使用道路货物运单。

第二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道路货运运单的管理和发放，但不直接发放到用户，由"道路运输信息、票据管理中心（站、点）"，委托货运交易市场发放到各用户（指令性、战备、抢险等运输除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印制、伪造、转让、倒卖道路货物运单。

第二十九条 运单发放原则：长途货物运输一车一单，当次有效；短途货物运输一日一单，当日有效（运距２５公里以内为短途运输）。

第三十条 道路货物运输发票按省税务部门和省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格式，由市税务部门印制，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和发放，并授权各道路运输信息、票据管理中心加盖印章后发至货运交易市场使用。

第三十一条 各厂、矿、企、事业单位、个体私营企业、工商户、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凡发生运费结算的道路货物运输，必须凭盖有运输信息票据管理中心公章的货运发票方可报销，否则按偷漏税处理。

第七章 监督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组织稽查人员在道路运输经营单位、作业现场、城市路口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公路规费稽查站内进行监督检查，纠正和处理道路货运违规经营行为。

第三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佩戴统一标志，出示检查证件，做到文明执勤，依法办事，不得乱收费乱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交通部、省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罚款应使用省财政厅印制的收据，罚款收入全额上缴同级财政。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原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三十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每年对运输企业经营资质、质量信誉进行年度审验，年审结果将作为企业升级或降级的主要依据。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吉安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吉安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乘客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公共交通经营管理，公交设施建设与维护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接受相关服务的乘客均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交通是指按照规定的编码线路、站点和时间营运，供公众乘坐的公共汽车。公交设施是指公交停车场、站务用房、候车亭、站台站牌等设施。

第三条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应当坚持全面规划、统一管理、多元投资、优先发展、方便快捷的原则。实行城市公共交通专营，发展大中型、方便舒适、环保型、节能型车辆。

第四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计划、建设、规划、公安、工商、物价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本办法的实施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对城市公交实行优先发展战略，发挥公交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形成以公共汽车为主体、出租汽车为补充的城市公交格局，鼓励在公交管理和经营领域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落实国家对公交事业养路费、客运附加费、车辆营运税、营业税、实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倡导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城市公交事业。

第二章 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第六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编制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和公共交通发展规划确定的公共交通设施用地，市、县建设部门应当按照规划预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八条 公共交通配套设施的规划设计方案，应在事先征求交通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意见后，报规划部门审批。

第九条 公安部门应当会同建设、规划、交通等部门组织编制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划，并在有条件的路段规划设置公共交通车辆专用车道；在客流量相对集中的地段，应当规划设置公共交通车辆换乘中心。

经公安部门同意，公共交通线路设置可以不受路段单行线限制。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时，应根据公共交通客运线网及设施建设规划设置始发站场，在相关道路上设置港湾式候车站。

第十一条 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和建设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业网点及旅游景点、居民住宅小区、学校、医院、文化体育场馆等工程项目。在规划建设时，应当按照公共交通客运发展规划，配套建设公共汽车站点以及相应的停车场，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

配套设施竣工后，由建设行政部门会同交通等有关部门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验收合格的配套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交付给交通行政部门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划建设配套设施的，由交通部门会同建设行政、规划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建。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拆除、占用或者毁坏、污损、遮盖配套设施。

因城市建设确需迁移、拆除、占用配套设施的应给予补建或者经济补偿。

第十四条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定期对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及其配套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保证其技术性能，安全指标符合国家的规定和标准。

第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站台一般以地名、站名、街道名、历史文化景点或者重要机关名称科学命名。

第三章 资质管理

第十六条 凡申请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的经营者，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

（二）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场所、营运设施及相应的技术力量；

（三）有相适应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四）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营运工具。经营公共汽车的，在中心城区不少于五十辆大型公共汽车，在县（市）城区不少于十辆大中型公共汽车。

（五）有经培训合格的驾驶员、乘务员和管理人员。

第十七条 申请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营运的经营者，应当持相关证明材料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答复，对审查合格的颁发《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资质证书》；不合格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 城市公共交通营运实行专营权管理制度。专营权的具体管理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取得资质证书的经营者可以参加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的线路或者区域专营权招、投标活动。

第二十条 取得专营权的经营者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给《城市公共交通专营权证》（以下简称专营权证）。

第二十一条 未取得资质证书、专营权证的，不得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凡投入营运的车辆，应当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领车辆道路运输证（一车一证）。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领、转让、租借资质证书、专营权证、车辆道路运输证。

第二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车辆道路运输证实行年审制度。

第四章 营运管理

第二十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按规定的线路、时间、站台、班次和车型营运；

（二）按规定统一制作和悬挂营运标志；

（三）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票价标准；

（四）车辆整洁卫生，服务设施齐全，安全性能和环保指标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

（五）执行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驾驶员、乘务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核定的票价标准；

（二）及时向乘客预报站名；

（三）协助并配合公安部门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四）禁止强行拉客、滞留候客和使用高音喇叭招揽乘客；

（五）禁止超载、无理拒载、中途逐客等行为；

（六）遵守城市禁鸣的有关规定；

（七）礼貌待客，文明服务；

（八）遵守交通管理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和站台设置由交通行政部门会同公安部门确定，任何经营者不得擅自变更。因城市建设、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确需变更的，须经交通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批准后，由营运该线路的经营者在五日内向社会公告（突发事件除外）。

第二十七条 公共交通车辆在营运途中出现故障不能继续营运时，驾驶员、乘务员应当向乘客说明原因，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和经营者，安排改乘同线路后序车辆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进行疏导。

第二十八条 遇有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时，经营者应当服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调派用车。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任务完成后应当及时将车辆归还经营者。

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要求停（歇）业的，应当提前三个月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经批准并办理工商、税务等有关手续，向社会公告后，方可停（歇）业。

第三十条 乘客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站台或者指定地点依次候车，有序上下车；

（二）主动买票、投币、出示票证或者使用IC卡等卡（证）；

（三）不得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品和伤害他人的物品上车；

（四）不得使用过期或者伪造的票证以及IC卡等卡（证）；

（五）乘坐期间，不得将身体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不得妨碍他人正常乘坐或者影响他人人身安全；

（六）其他的有关乘车规定。

第三十一条 在公共交通车辆上设置广告，应当符合广告管理、城市市容管理、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广告不得覆盖车辆营运标志，不得阻碍行车安全视线。

第三十二条 公共交通车辆在营运途中发生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范围的乘客人身伤亡事故，可以参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鼓励城市公共交通进行票制改革，推广应用IC卡等卡（证），提高票务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经营者必须使用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票证或者IC卡等卡（证）。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票务管理制度，加强票务管理；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票务的监督管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涂改、冒用票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IC卡等卡（证）。

第三十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的核定和调整，由经营者提出书面申请，经交通行政部门审核后，由物价部门审批。

第三十五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经营者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乘客的投诉。投诉者投诉时应当提供有关证据。

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受理投诉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日内，给予投诉者答复。投诉者对经营者的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申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受理投诉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予投诉者答复；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据《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责令其改正，对经营者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设置服务设施，悬挂营运标志或者服务设施残缺不全的；

（二）公共交通车辆不按规定进行二级维护或不按规定进行技术等级评定的；

（三）公共交通运输从业人员持无效从业资格证上岗的。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经营者处以300元--3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

（一）车辆道路运输证件未按规定进行年审的；

（二）擅自改变车型、班次、营运时间的；

（三）强行拉客、滞留候客、超载、无理拒载、中途逐客或者使用高音喇叭招揽乘客的、不按规定的公交站（亭）台停靠、上下乘客的；

（四）擅自停（歇）业的。

第三十九条 擅自拆除、占用、迁移、遮盖或者损坏配套设施的，由交通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经济损失。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经营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无资质证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道路运输证件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的；

（二）伪造、冒用、转借资质证书、车辆道路运输证件的；

（三）擅自变更营运线路、站台的，越线、越站营运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属建设、规划、公安、物价、工商等部门职责范围的，分别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罚款统一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监制）票据，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十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各县（市）公共交通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法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吉安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吉安市机动车辆维修行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机动车辆维修行业管理，维护机动车辆维修市场经营秩序，保证机动车辆维修质量，保障车辆运行安全，根据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和《江西省道路运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辖区内从事机动车（摩托车）维修、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经营机动车辆配件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车辆维修经营业户），必须遵守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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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论纲

吕岩峰*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夕，重新审视这一原则，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而且会增进我们对国际私法的整个体系和基本精神的理解。
一、根源论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所谓“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体现。因此，认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源，首先就是要了解私法自治的由来。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滥觞于“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①由于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私法十分发达，后世所谓“罗马法”便是罗马私法的同义语。不过，最初是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的。后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终于需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之间确立一条明确的界限。适应这种需要，帝政前期的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Domitius
Ulpianus,约公元170年～228年）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他的意见，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②简而言之，根据乌氏的意见，私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变通法律，而这正是“私法自治”的实质所在。从实践来说，在共和国末叶和帝政之初，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快速迅捷的需要，受万民法的影响，出现了诺成契约（Contracts
Consensus）。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当时的要式契约、要物契约来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consent）作为契约成立和拘束力的根据，而不要求履行一定的形式或者接受一定的物品。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论及“诺成债务”的时候明确写道：“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③“以诺成方式缔结的债务因当事人表达相反的意思而消灭。”④诺成契约的出现，使商品流通从繁琐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当事人的意志，这是契约史上的一个进步。诺成契约因而成为“私法自治”观念的实践基础和后世“契约自由”原则的历史渊源。

到了1804年，作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⑤的《拿破仑法典》，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该法典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01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34条）“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第1156条）“文字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第1158条）可见，《拿破仑法典》在有关契约的问题上，无论是契约的成立，还是契约的效力，无论是契约的解释，还是契约的解除，都主张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准。这与罗马法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人说，《拿破仑法典》是以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为蓝本而制定的，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位罗马法爱好者，看来是有根据的。

私法自治观念，从罗马法起，经过《罗破仑法典》，最终成为民法之精髓。不过，私法自治所以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经曲折而终于不朽，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民法体系的基石英钟，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自然法思想是私法自治观念的源泉。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法律思潮。它的产生无疑与人类最初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角度有关。但是，它能够历经古代、中世纪直至近代一直为许多人所推崇和信奉，甚至在现代仍有人主张“复兴”自然法，说明在对法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自然法有其合理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自然法观念的信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然法”概念的提出者。在古罗马时代，尽管情形与古希腊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自然法的观念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曾有一段关于自然法的经典性言论：“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正确性。即使元老院、公民会议的决定也不能摆脱它所赋予的义务。对它进行说明和解释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法，不管是在罗马或在雅典，不管是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对一切国家和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变的效力。这个法的主人和统治者是统治我们一切的神。因为，神是这个法的立法者、颁布者和法官；违背这个法的人，就是回避自己、否定人性的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即使摆脱了人为的刑罚，也会受到最严厉的神的惩罚。”⑥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人的价值和尊严。它认为，法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本身，即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而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平等、博爱及自我保护等权利，这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它们本源于自然法。⑦意思自治作为一种法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为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毫无疑问，自然法，尤其是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关于尊重人的权利，人以自由为本性的思想，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确立和弘扬“私法自治”观念的法哲学根源。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确立的政治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所树立起来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就是“天赋人权”。它凭借这面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禁锢和压抑人民的自由、限制甚至剥夺人民的权利的封建统治。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响亮地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法律只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这些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不顾及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许诺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不能不遵循社会进步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规律，并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私法领域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方面则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前述《拿破仑法典》已经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私法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首先在法国萌芽的。

最后，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思潮和经济理论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哲学上讲，私法自治首先是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信念之上的。从这个信念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当事人不应当受其不曾同意接受的义务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受其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法国，当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中夺得政权时，社会契约论已广为传播，并且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私法自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建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更能毫无问题地去创设约束当事人的特别的法律义务即债务”。⑧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边沁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所信奉。他们认为，根据自由放任主义，当事人的意图是应该受到特别尊重的，法律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在德国，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说：“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平等，这是他不受别人约束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权利并大于人们可以彼此约束的权利”。⑨“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⑩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才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同时，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使得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能并行不悖。康德的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自由的涵义的权威阐释。在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私人财产关系为对象的私法原则和私法理论。斯密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因此，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⑾上述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成为私法自治原则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在后来的进程中，这些理论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被修正，私法自治原则也同时不断被充实和完善。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16世纪由法国人查理士·杜摩林提出。⑿到19世纪，受民法理论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种观念被命名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也是在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得到确立，合同法律适用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直至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现在正开始向合同以外的领域扩张适用。
二、内涵论

一般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做法。这种认识抓住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在一定时期内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旨，为在实践中贯彻当呈人的意图、实现私法自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

可以说，在存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的场合，便同时存在着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在法律选择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二者是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的。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发展的现阶段上，有理由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应有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其二，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下面对此作些分析论证。

（一）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⒀意大利的孟西尼也曾说过，一国私法在财产及其享有的合同关系中赋予个人的权利，是个人能自由处置的权利。但是，只有在当事人的“自由是无害的范围内”，国家才“应该尊重他的自由，而且国家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需要来阻止他们行使这种自由”，但在超出这一范围时，即可援用公共秩序原则加以排除。⒁德国的萨维尼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英国的施米托夫在谈到当事人不得通过自由选择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⒂在谈到何谓“强制性规则”的问题时，施米托夫又说：“强制性规则是指不能通过选择另一个法律制度而被废除的规则。”⒃这种说法意味着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当然要受到强制性规则的限制。上述权威学者虽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时代，论及问题的不同侧面，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这表明，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在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限制，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

在实践上，英国在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枢密院除了明确肯定合同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外，还要求当事人的选择须符合“善意”与“合法”、不违背公共政策等项条件。这里，“自由”及其“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英国关于当事人选法自由原则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案例被视为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⒄意大利是最早以立法形式接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其1865年民法典中，这显然与孟西尼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孟氏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也同样反映在该法典中。1978年《意大利民法典》仍是把两者同时加以规定的。⒅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在总体上接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限制，最典型的是其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到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规范的立法草案》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任何明显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律不得在法国适用”，（第2283条）另一方面又在“适用于债的法律”一章中规定：“国际性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债，适用当事人各方所选择的法律。”（第2313条第1款）这项规定已不再是隐含于一般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中的笼统规定，而是对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的明确专门的规定了，因而可以视为法国民法典对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确认。把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国际性契约关系的法律，但如果所选择的外国法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则不得适用。至于晚近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均一方面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规定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这种做法可以说已经成了普遍的国际实践。只是这种规定有的集中在一个条款中，使人一望便知，如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7条，既规定了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背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强制规定；有的分散在几个条款中，需要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像前述法国立法那样。后一种规定方式是常见的，但却不便于人们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而在前一种规定方式中，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仅限于该条款本身的规定，其他有关条款，尤其是属于“基本原则”性质的条款的规定也应一并加以考虑，如前述德国立法第6条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无疑应适用于当事人选择外国法的场合。不过，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对它的限制规定在一个条款里，却很直观地证明了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同时又对当事人的选择加以某种限制，这两者同样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同样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首先，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合同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因此，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的一致的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关系的关键是当事人的意志。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合同，怎么订立合同，以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等，都要由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这就是所谓“契约自由”。依据这种自由，在跨国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不仅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的特殊体现，而且自始便包含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之中。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既是在跨国合同领域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贯彻，也是对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的遵从。同时，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不得因屈服于对方压力而为之，也不得因受蒙骗讹诈而为之，还不得为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之。合同关系既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在其中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他们地位平等、各得其利。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此，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⒆

再则，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繁荣，合同的作用便越重要越普遍。现今，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情势，因而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法则也要求当事人拥有充分的自治权或自主权，这样才有助于在竞争中掌握主动。市场主体的这种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表现在跨国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就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种市场体系则要求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律加以规制。然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这种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制显然是难于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权利，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之间合同关系受何种法律支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承认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乃至冲突的情况下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商事交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把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法律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出现的交易问题，这不仅可以弥补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缺陷，而且也往往使得在一定领域内较为先进而合理的法律得以适用，从而实现对跨国合同关系的科学有效的调整。人们不会忘记，杜摩林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初衷，正是为了克服当时法国国内法律的不统一状态给法国商业交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同时他也希望商人们选择巴黎的习惯法去调整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在杜摩林看来，巴黎的习惯法是最先进最完善的。后来，英国学者在对把当事人选择的范围限制在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法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曾提出，英国的有关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法律制度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是有着明显优点的，因此，即使合同与英国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英国法，也应予以承认。⒇这种说法无论其本身是否成立，但却可以说明，通过当事人选择法律可以促使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适用于合同关系，从而改善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状况。同时，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为所欲为，不意味着允许个人主义泛滥。相反，为了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保障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市场主体追求最大效率的自私的愿望必须受到遏制，市场运行中那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忽视各个部门的均衡与协调，忽视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矫正，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在合同关系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于以某种限制正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保证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自治权。

（三）“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有其内在规定性。一项原则的确立应当兼顾问题的各个方面，综合事物的各种特性，这样，才能使原则起到正确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因此
，原则的内容不应是单一的，单一便可能有失偏颇；它应该是全面的，全面才可能实现公允。原则本身应当是一个以确定者的价值目标为导向，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和规范功能的体系。这样，当人们依照原则认识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不偏不倚，才会被现实所接纳，才会在正常而有序的状态下实现各方面利益的均衡和原则确定者的既定目标；原则才可以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1)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也应该包含丰富的内容。在目前，它至少应包含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过去那种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仅仅理解为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它既不符合“原则”的内在规定性，也不符合前已述及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的本意。这种片面的理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往往会只注意“自由”的一面，而忽略“限制”的一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会在实践中导致混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人们又一再提出要对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加以限制。其实，只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懂得一旦接受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当事人一方面可以选择法律，另一方面必须遵守某种限制，那么许多麻烦或混乱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也易于解决。

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后者的组成要素，并非其全部。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但不能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因为后一种说法是矛盾的。

这样来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不仅全面地把握了这一原则的内容，而且明确了“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各国公认的做法的“法律位阶”。一方面，它确定无疑地把对选法自由的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在成文法上还是在判例法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以适当限制都处于重要的“原则地位”。不遵守这些限制，便是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行为和合同关系便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忽略了这些限制，便有可能导致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后果。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选法自由”和“适当限制”二者不是平位的，而是有主有从的。选法自由是这一原则的重心，也是法律规定或确认这一原则的主要取向；适当限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侧翼”，处于辅佐和补充的地位，是法律为当事人选法自由的正当实现而提供的保障。两者有机结合，不仅井然有序，而且相得益彰，从而为适当而合理地调整跨国合同关系，确定合同准据法提供准绳。

（四）自由与限制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从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难发现自由与限制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在哲学上，人们研究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驾驭程度的限制。在政治学上，人们研究主体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秩序的限制。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无所谓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行不通的，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在前引康德的论述中，也已揭示了基于平等的天赋权利，每个人的自由与自由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他还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22)黑格尔也曾尖锐地指出：“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23)

从法律的角度讲，自由是一种权利，限制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不损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24)为所欲为并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19年0年）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契约关系中，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以不违反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条件，一旦发生争执的时候，法院以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尺度重新衡量当事人各方的意愿，并据此作出裁决。同《拿破仑法典》比较起来，《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契约自由设置了诸多限制，但是，应当承认，这样规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它恰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拿破仑法典》一样，《德国民法典》关于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也是建立在对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继受基础之上的。(25)这表明，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契约自由本身也是同出一源的，并且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平衡自由与限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既保障自由，又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最终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26)因此，如果说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那么法律也同时界定了自由的科学内涵，这种内涵意味着自由的存在与行使是离不开限制的。

因此，作为私法自治在国际私法上的反映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由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也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理所当然地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我们不能想象，由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会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去行驶。相反，我们只能认为，法律在设定当事人选法自由这一权利的同时，便成为制约这种自由的一种既存的“金箍”，滥用自由便会招致惩戒。当然，这种规范和制约，也是当事人享有和行使意思自治权利的必要保障。所以，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当事人拥有选法自由，同时这种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二者同是各国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