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板不妨“一股独大”　

　　李华振　张昕

　　　

　　中小企业板开张之后，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业界对中小板仍然没解决“一股独大问题”的质疑。然而，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时，却发现：中小板完全有必要保持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这一点，是它与主板的明显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一股独大在主板上是一个应当克服的沉年积弊，但在中小板市场上却是一个应当保持的优良结构！　

　　我得出这个“反常的论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充足的论据支持——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精髓就是一股独大　

　　中国当前的经济国情与当年的德国、日本很相似，因此，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中国更有实际的借鉴意义。当年，与英美等“先发国家”相比，德日都是“后发国家”，两国的政府都认识到：要用更少的时间就走完英美用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必须充分借助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推进器”的作用，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大力培育中长期的战略投资者，才能减少股市的大震荡，从而避免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大起大落的危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每个企业都有至少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股东”，也就是一股独大。　

　　为什么只有一股独大，方能保证股市的持续繁荣和公司的长期发展？我国著名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如果股权过于分散，每个股东都是小股东，就会出现这样的恶果：每位股东都在法律上无法取得企业的控股权，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就会落到经理层手中，而经理层本身并不是公司的股东，他们就会在“打工心态”的支配下，产生道德风险，通过损害公司的组织利益来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从而产生“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僚相勾结的职务腐败资本主义”。　

　　退一步看，即使公司控制权落到以较小的股比就得到控股权的股东手里，其结果也与落到经理层手中差不多，这种股东也会通过损害公司的利益而获取私利最大化。因为，虽然他们作为股东之一，公司利益受损也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但是，他们从操纵公司中得到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他们作为公司股东而受到的损失。违法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他们当然会铤而走险。　

　　据有关资料显示，德日最大的200家上市公司中，80％的公司拥有一个股份超过25%的大股东。　

　　没赶上工业大革命的德国，又经历了一战、二战的摧毁，为什么能迅速发展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的大国？　

　　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什么能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成长为世界的经济强国？　

　　——可以说，正是由于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以一股独大为精髓，才实现了其后发优势，才为两国的经济提供了长期发展的驱动力。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导向也是一股独大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是由“股权过度分散”向“股权相对集中”（也就是一股或少数几股独大）靠拢。　

　　当时，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及日本公司在全球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曾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美国模式的股权高度分散，每位股东所占的股份比例都偏少，导致了实际上没有哪一个股东有能力、有精力、有动力去真正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股东们主要关心的是从股票的交易中赚钱，而对相互之间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则漠不关心。　

　　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就出现了“股东弱、经理层强”、“所有者被经营者架空”、“内部人控制”、“经营者道德风险”等等弊端。　

　　美国的公司治理积极向一股独大靠拢的显著表现之一，就是它推行的“经理层股票期权机制”，这实际上也就是向“经理层一股独大”的导向发展。通过这一途径，使经理层与股东利益尽量保持一致，为经理层致力于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提供了一些动力。　

　　但是，在公司庞大的股本中，仅仅通过让经理层占有“相对数量”很少的股票期权，是无法真正达到德日模式中的那种一股独大之效果的。所以，2000年以来，美国公司不断爆出治理方面的严重问题，安然、安达信、施乐、世通、默克等等丑闻不断。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大洪指出，其背后的深层，就是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还没有“改到位”。　

　　在布什政府施行的“公司治理改革”的诸多措施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分散的股权通过机构投资者得以相对集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原来老布什和克林顿推行的经理层期权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一股独大靠拢，以便降低“委托—代理链”的成本和经理层道德风险。　

　　罪不在一股独大，而在于“和?之祸”　

　　由上述德日模式的精髓之处和美国模式的改革导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导致今天中国股市“大地震”的罪因，并不在于饱受误责的一股独大，而在于“和?之祸”。　

　　进入21世纪以来的4年里，中国股市频频发生“地震”，中小股东的血汗钱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深度套牢，脱身无望。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些股票的大起大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它们，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是由正常的游戏法则支配的，而是由“幕后之手”在恣意操纵。这就是“和?之祸”——有的上市公司名义上打着“国有股”之旗号，实际上是一些腐败官员的“内部人控股”。那些被揭露出来的灾情严重的上市公司里，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对此，最形容的比喻是“和?之祸”——它打着“国有”之旗号，就象和?那样口口声声喊着“为国效劳”，但实际上却是一些官员的权力腐败之产物。　

　　这种由“和?”操纵的一股独大，与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有着本质区别：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是以“自然人控制”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即使名义上的大股东是机构持股者，最终也能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而中国的“和?”们操纵的一股独大，却是以“抽象人控制”为基础的，抽象人无法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这就为“和?”们滋生道德风险提供了温床。　

　　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由“和?”们操纵的一股独大的上市国企里，个人利益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不一致、相背离，国企的利益对于“和?”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

1985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二十九、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4项中规定有：盗窃爆炸物，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在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而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并无盗窃爆炸物的规定。那么，对盗窃炸药的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如何定罪处罚？我们意见：基于某种犯罪目的而盗窃炸药的，定盗窃爆炸物罪，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类推判处；其他盗窃炸药数量较大的，按盗窃罪处理。（四川、辽宁）
答：我们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第4项的规定，在定罪和刑罚上，都补充了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爆炸物的行为增定为犯罪；其法定最高刑可以直至判处死刑。因此，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爆炸物，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直接依据该决定第一条第4项的规定定罪处刑；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据该决定第一条第4项的规定定罪，并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刑，不需要类推。对于农村中偷拿少量爆炸物的，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要作为犯罪处理。
三十、问：有的人私自用工厂的钢材制作土枪（猎枪式样）出售，或将体育用枪改装成装火药、砂子的火药枪，有一定的杀伤力，象这样的情况能否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非法制造枪支罪？（山东、宁夏）
答：我们认为，对私自制作土枪出售，或者将体育运动用枪改装成火药枪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制造（或买卖）枪支罪予以处罚；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请公安机关酌情予以治安处罚。三十一、问：刑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应以日计算，还是以时计算？如果是以日计算，是到生日当天，还是到生日的前一天或者后一天，认为是满周岁？（河南）
答：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已满十四岁，是指实足年龄，应以日计算，即过了十四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才认为已满十四岁。例如，被告人1968年7月26日生，至1982年7月27日即认为已满十四岁。对已满十六岁、已满十八岁年龄的计算，亦与此相同。并且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
三十二、问：处理已满十六岁的人所犯盗窃罪或者其他刑事罪时，对其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期间的盗窃行为是否还要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新疆）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除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包括重大盗窃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外，他们实施的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包括一般盗窃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在审理被告人满十六岁以后的犯罪时，不应一并追究其在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期间实施的一般盗窃行为的刑事责任。三十三、问：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否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宁夏）
答：刑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法没有规定对犯罪特别严重的不满十六岁的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此，对犯罪时不满十六岁的人，不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三十四、问：对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发现他在前罪判决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处理，在对其新犯的罪判决时，可否实行数罪并罚？（湖南、北京、四川、福建）
答：在处理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案件时，发现他在前罪判决宣告以前，或者在前罪判处的刑罚执行期间，犯有其他罪行，未经过处理，并且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如果漏罪与新罪分属于不同种的罪，即应对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分别定罪量刑，并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同一种罪，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必实行数罪并罚。三十五、问：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犯罪分子有漏罪没有判决的，是撤销缓刑，对前罪和漏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还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全部重新审判？（北京、广西、江西）
答：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参照我国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并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漏罪定罪判刑，再对前罪与漏罪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必须判处实刑，则应撤销对前罪所宣告的缓刑，已经执行的缓刑考验期，不予折抵刑期；但是，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日期应当予以折抵刑期；如果仍符合缓刑条件，仍可宣告缓刑，已经执行的缓刑考验期，应当计算在新决定的缓刑考验期以内。
三十六、问：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而在缓刑考验期满后才被发现，对这样的犯罪分子是否应当撤销缓刑，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这种做法是否也适用于同样情况的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北京）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再执行原判的刑罚，是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不再犯新罪为条件的；如果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就应当撤销缓刑，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即使是在缓刑考验期满后，才发现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所犯的新罪，如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也应当按照刑法第七十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在假释考验期满后，才发现该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对尚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也应当依照刑法第七十五条的有关规定，撤销假释，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三十七、问：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又犯罪的，应当由哪个法院撤销缓刑？如果原来是上级法院宣告缓刑的，审判新罪的下级法院是否可以撤销？（广西、湖北）
答：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需撤销缓刑的，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并考虑到我院1956年11月24日《关于宣告假释或缓刑的罪犯另犯新罪，应由哪一个法院撤销假释或缓刑等问题的批复》的精神，应当由审判新罪的人民法院，在审判新罪时，对前罪判决宣告的缓刑予以撤销。如果原来是上级法院宣告缓刑的，审判新罪的下级法院也可以撤销原判宣告的缓刑，并将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但是，不能改变原判的刑罚，也不能撤销原判决。三十八、问：对于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押，第一审宣判后，是否应立即释放？（江西）
答：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七十条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是放在社会上予以考察的。因此，第一审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后，对于犯罪分子已无须再予关押。但是，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才能交付执行。据此，第一审人民法院宣告缓刑后，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还不能立即交付执行。如果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押，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先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改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并即通知有关的公安机关。待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将犯罪分子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
三十九、问：依照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时，如何计算法定最高刑？即对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法定最高刑应如何理解？我们这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条计算，因为案件尚未审判，难于弄准罪行轻重或情节如何，不好确定应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另一种意见是按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计算，因为罪行轻重不同，适用的款或量刑幅度不同，追诉期限长短也就不同，应按照罪行的实际情况确定追诉期限长短，才合理合法。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北京、四川）
答：同意你们所倾向的意见。刑法第七十六条按照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追诉期限分别规定为长短不同的四档，因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是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按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时，即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虽然案件尚未开庭审判，但是，经过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实案情，在基本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已可估量刑期，计算追诉期限。如：盗窃罪，分别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中。对盗窃财物数额巨大的，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关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按法定最高刑十年计算，其追诉期限为十五年。
四十、问：在人民法院一审或者二审过程中，被告人死亡的案件，应如何处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有一个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死亡，如果是上诉人死亡，其他被告人没有上诉，应如何处理？（安徽、北京、上海、宁夏、新疆、铁路）
答：刑事案件被告人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死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以裁定宣告对本案终止审理。如果根据已有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被告人无罪的，应判决宣告无罪。如果确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同违法犯罪无关的财物，已被扣押的应予发还；同违法犯罪有关的财物，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处理。
在法院审理共同犯罪（包括集团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如有一被告人死亡，应对死亡的被告人宣告终止审理，对该案其他被告人仍应继续进行审理；如果上诉案件已经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后，上诉人死亡，其他被告人没有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仍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对已死亡的上诉人宣告终止审理，对其他同案犯作出判决或裁定。四十一、问：被告人（包括聋、哑人）犯罪时未满十八岁，开庭审理时已满十八岁，法院是否还要为其指定辩护人？未成年被告人，本人不要辩护人，法院为其指定后，又被当庭拒绝，怎么办？（河南、陕西）
答：被告人是聋、哑人的，不论犯罪时或开庭审判时是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凡没有委托辨护人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都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对于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岁，开庭审判时仍未满十八岁，没有委托辨护人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如果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岁，而开庭审判时已满十八岁，已经能够自己行使辩护权，也可以自行委托辨护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自己没有委托辨护人，人民法院也应为他指定辨护人。
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本人不要辨护人的，法院为其指定后，应向其讲明这种做法对于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行使辨护权的意义，如果本人仍坚持不同意或当庭拒绝辨护人为其辨护，法院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辨护人继续为他辨护……”的精神，对被告人的要求予以准许，但应记录在卷备查。四十二、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有的被告人犯罪时，在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有的被告人犯罪时，在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而审判时已满十八岁，能否公开审理？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时多数被告人已满十八岁，个别被告人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全案可否公开审理？（浙江、北京、河北、广东、青海、福建、江西、贵州、云南）
答：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年龄，是指审理时被告人的年龄。即：对审理时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审理时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也不公开审理。有的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中既有成年人又有未成年人，全案是一律不公开审理还是一般不公开审理，也应按审理时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龄来定。四十三、问：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到庭，也不能承受审问的，人民法院能否暂不受理这类案件？或者能否不开庭审理或者缺席审判？延期审理的审判时限怎么办？如果被告人长期患重病，不能承受审问，可否中止审理？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有一人因病不能到庭时，在不影响全案审理的情况下，可否分案处理？（河北、北京、山东、上海、河南、四川、军事、天津、广东、浙江、黑龙江、云南、湖北）
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至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必须在被告人到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被告人有申请回避、发问质证、申请调取新证和申请重新鉴定、辨护、最后陈述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只有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的情况下才能行使。因此，人民法院对于第一审刑事案件，不应由于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而不开庭审理或缺席审判。
在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病情严重，不能到庭，但神志清醒，体力能够承受审问的，人民法院可以到被告人所在地去就地审判。如果神志不清或者体力不能承受审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延期审理；如果被告人长期患重病不能承受审问的，也可以决定中止审理；待其病情好转时，再开庭审判。延期审理或者中止审理的时间，不计算在案件审理期限内。对于这类案件的案情、证据都必须及时抓紧查实，力求避免出现时过境迁、无法查证的情况。
如果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以前，被告人因患重病，已不能承受讯问的，应由承办机关决定中止诉讼程序的进行，待其病情好转，能够对其讯问时，再继续进行诉讼。
对于共同犯罪（包括集团犯罪）案件中有一个被告人患病不能到庭时，可以采取依法确能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办法，如就地审问、听取该被告人的陈述，尽量避免影响到对整个案件不能及时审判。四十四、问：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件时，发现原判决量刑过重，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否直接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改判是用判决还是用裁定？发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同案犯的量刑不当的，可否在复核死刑的裁定上一并直接改判？（河北、山西、青海、安徽）
答：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未提出上诉，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时，发现原判决量刑过重，因而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即：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用判决直接改判；或者由高级人民法院用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我院1979年12月12日《关于报送死刑复核案件的几项规定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报送死刑复核案件时，对共同犯罪而判处其他刑罚的罪犯的案卷要全案报送。这是为了便于对全案进行审查，正确地依法分别判处。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只是判处死刑的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分子。而同案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犯罪分子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或者抗诉的，判决即已发生法律效力。高级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对他们量刑过重需要改判时，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高级人民法院提审的，应当用判决改判。
四十五、问：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并核准死刑的案件，或者由原审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已签发了执行死刑的命令，并向罪犯宣布后，发现原一、二审判决有错误，应当按照什么程序处理？（铁路、青海）
答：经过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或者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已由院长签发了执行死刑命令的案件，均属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如果已向罪犯宣布后，发现原一、二审判决可能有错误，或者发现其他不能执行的情况，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和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停止执行死刑命令，停止或暂停执行死刑。如经查实认为原判决确有错误，或者有其他依法不应执行的情况，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原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经一审后，即报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提审，或者发回一审人民法院再审；如经查实认为原判决正确，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命令，其中写明决定撤销原停止执行死刑的命令，才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