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说明,该条旨在“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此规定是新刑诉法修订的亮点之一,不仅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工作职责,而且强化了检察机关对羁押措施的监督,有利于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对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尊重和保障被羁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是对宪法人权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人权思想的重大进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充分贯彻了这一原则。根据宪法精神和人权精神要求可知,自然人在没有必须的羁押必要性的情况下应当不被羁押。“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本质内涵就包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一捕到底、一押到底”的旧思想旧方式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作为救济措施,能够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基本精神。
(二)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防止不当羁押
检察机关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触角理应涵盖法律运行和诉讼程序的各个方面,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距离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检察机关承担着侦查部门报请逮捕案件的审查批准工作,这是对逮捕强制措施启动前的第一道审查。但在审查批准逮捕后,直至被羁押人结束羁押状态前这段时间内,却始终缺乏对羁押持续状态的有效监督。新刑诉法九十三条所赋予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就相当于在原有批准逮捕审查之后增加了一道“第二防线”和“双保险”,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触角从逮捕强制措施生效前延伸到了逮捕后的羁押状态,进一步拓宽了法律监督口径,有利于强化对“不应当继续羁押而继续羁押”和对“应当继续羁押而不继续羁押”的双重监督, 有利于减少羁押,防止长期羁押和不当羁押。
(三)有利于打击犯罪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比例。积极有效的推进刑事和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消除当事人之间的恩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给检察机关提供了一条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因此检察人员应当积极转变观念,切实提高对该项工作的重视。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就是执法办案,对于那些捕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或者在交纳赔偿保证金、取得被害人谅解,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性,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案件,在确保案件正确依法处理的前提下,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有利于帮助当事人化解积怨,消解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仇视,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实现打击犯罪和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
二、对新刑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条文的思考和建议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资格的思考和建议
虽然新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但具体到检察院的哪个部门,新刑诉法规定并不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新刑诉法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这一条款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分阶段负责、密切配合的联动机制。笔者同意这种以内部联动形式解决审查主体问题的模式,但笔者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主要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不应成为审查的主体,而仅应分别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承担辅助和建议的作用。
第一,侦查监督部门不适宜成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
一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是批准逮捕案件的承办部门,如若再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无异于“自我否定”。在实践中,除少数人民法院依法决定逮捕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逮捕案件都需要由侦查监督部门批准决定。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因被逮捕而羁押在监管场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经侦查监督部门批准决定逮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求侦查监督部门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则难免受到原逮捕决定的影响,无异于“自己否定自己”,显然缺乏实施审查的动力。二是侦查监督部门权责行使要始终保持客观中立性。侦监部门是一个独立于办案部门的对批准逮捕进行审查的部门,其权责行使依赖于其客观中立性。但其客观中立性只是在审查逮捕这个阶段具备,一旦逮捕决定做出,其客观中立性立即消失。失去了客观中立性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显然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三是侦监部门职权行使需要受到有效监督和约束。侦监部门负责批准逮捕工作,如若再赋予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无法保证其权力行使会受到有效约束,这样必然会导致其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甚至给外界造成“说捕就捕,说放就放”的误解。
第二,公诉部门不适宜成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
公诉部门的工作往往是围绕着如何顺利完成诉讼来开展的,其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动力不足。公诉部门承担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两个阶段的工作。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审查是案件审查的重要部分。如果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当羁押的,应根据新刑诉法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即行变更,而不存在根据第九十三条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问题;在法庭审判阶段,一方面由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已经对强制措施进行了审查,此时难免对羁押必要性已形成心理预设,缺乏再次进行审查的动力。另一方面,公诉部门在审判阶段往往“具有强烈的追诉心理,难以在审查中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这一显著的倾向性也成为公诉部门实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不利因素。
第三,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建议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
首先,监所具有承担该项工作的先天优势。如果坚持整体的联系的方法看待问题就会发现,无论是侦查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都是被关押在看守所内。这就为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创造了条件。监所检察部门能随时准确的了解在押人员的态度变化、认罪悔过程度,甚至主要案情和诉讼进程等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各个审查要素,也只有监所检察部门才能够全程不间断的予以考察和掌握。第二,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一直承担着羁押期限检察工作,且工作重心始终放在看守所羁押的过程中。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在全国检察机关监所检察系统开展了“久押未决案件清理”专项活动,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这都说明,监所检察部门是有条件、有责任承担起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重任的。第三,监所检察部门不是主要办案部门,其中立客观的主体身份相对于侦监和公诉而言是一大优势。实践也证明,由监所监察部门负责羁押必要性审查较为适宜。笔者建议可以先行开展由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的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试点工作,进行可行性和科学性研究。
笔者建议应当建立以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的,侦监、公诉部门紧密配合的联动机制,这样才能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真正的落实好。具体实施时应该在捕后的侦查阶段,由侦监部门与监所部门互相配合,以监所部门为主审查,侦监部门提供犯罪嫌疑人案件的基本信息,监所部门结合在押人员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影响羁押的疾病等情形,根据侦监部门提供的事实与证据,作出决定;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后,由公诉部门将审查起诉过程中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悔罪、赔偿等具体情况提供给监所部门,监所部门根据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影响羁押的疾病等情形,根据公诉部门的意见,作出决定。这样,即排除了各种不利因素,又可以使三个部门紧密协调配合,能够充分实现检察业务资源的优化整合,充分发挥各个检察部门的法律监督的优势,避免一个部门监督不力的现象,从而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保障人权的目标。
(二)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对象的思考和建议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对羁押审查的对象是“被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条文分析审查对象应为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考虑到司法实践的操作性,故而认为此处的对象主要是已逮捕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备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初犯、偶犯、过失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且有自首、认罪态度好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同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条件,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也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绝对排除累犯、惯犯以及故意杀人或买凶伤人、涉黑涉毒等恶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三)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后的处理情况的思考和建议
根据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如果检察院发现不需要羁押的,则“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从条文中可以看出,对不需要羁押的,人民检察院是“应当”而不是带有自由裁量权的“可以”提出建议;同时,提出监督意见的方式规定为“建议”而非强制性要求的“决定”,这主要是从监督角度考虑的,既考虑了监督的性质、特点,不代替其他有关机关作决定,又体现了对于解除、变更羁押措施的慎重。而关于“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建立了一个反馈机制,无疑增强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效果,其意义更是在于不仅有利于保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有效缓解看守所的羁押压力,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执法。但如果公安机关不予以配合时应该如何办理呢?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将情况报送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和同级公安机关协调处理,这样可以保障该措施的顺利实施。
(四)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范围的思考和建议
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解决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需要继续羁押。因此,其审查的重点与批准逮捕时的审查侧重点有所不同,其范围应当包括:一是案件事实、证据或者法律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可能再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即可能被判处拘役、管制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或者不构成犯罪或判处无罪的。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心悔过,可能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以下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积极退赃或者积极赔偿经济损失,有效控制损失,并得到被害方谅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立功表现并经查证属实,对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是否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的妇女,或者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的,不宜继续羁押的。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会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在传讯的时候能否及时到案等;是否会继续实施新的犯罪,是否会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是否企图自杀或逃跑等,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后,有无再次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能。六是其他不予羁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情形的。
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废止)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９５号）
《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已经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９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３９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回良玉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城市内，一切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专业人员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省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公安、交通、工商、卫生、环境保护、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配合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一切单位和个人均有维护市容整洁、保持环境卫生的义务，并有检举、控告破坏市容和环境卫生与损坏环境卫生设施行为的权利。
第二章 城市市容管理
第六条 城市中的建筑物和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
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搭建或者封闭阳台必须符合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标语牌、画廊、橱窗、招牌等，应当内容健全、外型美观，其管理者或者使用者应当定期维修、油饰或者拆除。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安徽省户外广告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九条 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前，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选用透影、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池）、草坪等作为分界
临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栽培、整修或者其他作业留下的渣土、枝叶等，管理单位、个人或者作业者应当及时清除。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城市中的照明、给排水、供气、供热、交通、通讯、园林绿化、环境卫生、防洪、防震等市政公用设施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管理单位应加强维护管理，保持设施的整洁、完好。
第十二条 在市区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应当保持外形完好、整洁；货运车辆运输的液体、散装货物，应当密封、包扎、覆盖，避免泄漏、遗撒。
第十三条 城市中的工程施工现场的材料、机具应当堆放整齐，渣土应当及时清运；临街工地应当设置护栏或者围布遮挡；停工场地应当及时整理并作必要的覆盖；竣工后，应当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
第三章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四条 城市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作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主要街道、广场和公共水域，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二）居住区、街巷等，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三）公共场所、公共绿地，由管理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四）城市集贸市场，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五）各类摊点由从业者负责清扫保洁。
（六）建筑工地由施工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七）城市港口客货码头作业范围内的水面，由港口客货码头经营单位责成作业者清扫保洁。
（八）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负责其内部区域和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分的卫生责任区的清扫保洁。
第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专业人员或者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负责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共厕所的保洁和管理。公共厕所的管理者可以适当收费，收费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并报省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持公共环境卫生，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果皮、烟头、纸屑等废弃物；
（二）按规定倾倒生活废弃物；
（三）不得在街巷上从事屠宰家畜家禽和加工肉类、水产品等影响环境卫生的活动。
第十七条 城市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时间和城市生活废弃物的倾倒时间、地点、方式，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八条 城市生活废弃物应当按规定的时间清运到指定的场所，做到日产日清，并逐步实行袋装化，逐步做到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城市生活废弃物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
第十九条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应当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兴办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清扫、运输、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的环境卫生服务企业，实行有偿服务，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发展煤气、液化气和其他清洁能源，改变燃料结构；鼓励和支持有关部门组织净菜进城和回收利用废旧物资，减少城市垃圾。
第二十一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在城郊结合部饲养家禽家畜的，应当圈养。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家禽家畜的，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带有病毒、病菌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弃物以及含放射性物质的废弃物，应按环境保护和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第二十三条 城市中的环境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环境卫生标准。
第二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参与城市公共、民用建筑中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
第二十五条 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中确定的环境卫生设施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因特殊需要占用环境卫生设施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二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旧区改造以及建设大型公用建筑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建设环境卫生配套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所需经费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第二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公共厕所建设规划，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建设、改造或者督促有关单位建设、改造公共厕所。
城市应当重点发展水冲式公共厕所。城市大中型商店（场）、集贸市场、饭店、旅游景点、车站、港口等公共场所，其管理单位应当配套建设全天对外开放使用的水冲式公共厕所。
第二十八条 城市街道两侧、居住区以及城市商店（场）、集贸市场、饭店、旅游景点、车站、港口等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废物箱等设施。
第二十九条 环境卫生设施的产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加强对环境卫生设施的管理，保持其整洁、完好和有效使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损坏或者擅自拆除、迁移环境卫生设施；因建设需要必须拆除、迁移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照先建后拆除的原则负责重建，或者按环境卫生设施造价给予补偿，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安排重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烟头和纸屑等废弃物的，处以警告或者５元至１０元的罚款；
（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的，处以警告或者１０元至２０元的罚款；
（三）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的，处以警告或者５元至２０元的罚款；
（四）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生活废弃物的，处以警告，对个人可并处１０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五）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生活废弃物的，处以警告或者５０元至２００元的罚款；
（六）在街巷上从事屠宰家禽家畜和加工肉类、水产品等影响环境卫生活动的，处以警告或者２０元至１００元的罚款；
（七）在市区运行的货运车辆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处以警告或者５０元至２００元的罚款；
（八）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以警告或者１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未经批准在市区内饲养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以２０元至１００元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的罚款；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和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恢复原状外，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 受到环境卫生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侵害人停止损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第三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
第三十九条 未设镇建制的城市型居民区的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招商银行发行可转债的法律冷思考
北京众一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李庆民
2003年10月15日，引起广泛关注的招商银行200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可转换债券的议案。
该议案的通过，一方面将以众多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股东的抵抗努力彻底击垮，尽管该结果在投资者的意料之中；另一方面，再次将《公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与中国证监会的规范性文件的矛盾和冲突纳入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视野。
招商银行法人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对于该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100亿的发行规模是否合法；二是如果不合法，如何在法律上阻止以及是否还有法律救济的措施。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本次发行不合法。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发行公司债券的规定，以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公司发行债券时，包含本次拟发行的公司债券在内的累计债券总额占公司净资产额的比例不应超过百分之四十；发行后的累计债券总额亦不得超过公司预计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
根据招商银行2002年年报，其净资产为160亿元，发行债券最高规模只能达到64亿元，而此次招行发行不超过100亿元的可转债，将违反《公司法》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不超过净资产40%的比例限制。
而2001年12月25日证监会下发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前，累计债券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40%；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累计债券余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的80%。公司的净资产额以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年报数据为准。”
如果按照此规定，以招行2002年年报公布的160亿净资产计算，招行此次的发行规模当属合法。
矛盾由此产生。问题在于〈公司法〉属于法律，《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属于规范性文件，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效力最高的是法律，其次是行政法规，再次是部门规章，然后才是规范性文件。〈通知〉无疑不能和〈公司法〉及〈暂行规定〉相对抗，也就是说，合乎〈通知〉的本次发行是不合法的。退一步讲，证监会如果根据自己出台的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冲突的规范性文件对本次发行作出审批意见，不免自己陷于被动和尴尬。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法律已经开始尝试规定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公司法》第172条第2款规定“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应当报请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债券可转换为股票的，除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股票发行的条件。 ”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增发新股的股份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２０％的，其增发提案还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股份总数以董事会增发提案的决议公告日的股份总数为计算依据。”中国证监会出台此《通知》的初衷是为了完善增发新股的约束机制，而可转债在理论和结果上有可能全部转化为股份，因此“增发新股的股份数量超过股份总数20%”的规定应当适用于可转债。关键在于目前无法确定本次可转债的规模一旦全部转化为股份，是否将超过招商银行股份总数的20%，如果超过，本次可转债发行提案应当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方为有效。矛盾的是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在公开募集前尚未确定，无法计算出是否达到20%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在权威的进一步解释出台之前，无法实际操作。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据报道，基金代表提出“关于否决招商银行100亿可转债发行方案的提案”，要求“表决票应区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分类计算、唱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并公告”时，招商银行引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第4章第33条的规定，认为“表决程序是一项新提案，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该事项，因此不能进行表决”，笔者认为，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该代表提出的表决票的统计及计票方式不应视为一种新的提案，进而以此回避问题的解决。
现在迷雾散去，尘埃初定。基金公司的第一阶段努力以失败告终。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问题远没有结束。本次可转债发行议案的通过仅仅表明流通股股东没有能够利用股东大会赋予的表决权阻止该议案，而《公司法》和《暂行规定》与中国证监会的规范性文件的实体冲突仍然没有解决，这也就意味着流通股股东仍然掌握着法律武器，随时有可能将之诉诸司法解决。
因此，尘埃何时最终落定仍是未知数。无论如何，招商银行的本次发行引起的市场震动，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规范无疑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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