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关于转发《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通知

1996年1月26日，外经贸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各对外贸易中心，各总公司，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部署，及时了解国家有关政策，做好外经贸行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指导和组织工作，现将国家经贸委《关于印发〈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经贸〔1995〕706号）
和国家体改委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办公室关于《30户试点企业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出台》的通报转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工作中参考。

附件一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印发《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经贸企〔1995〕7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务院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试点企业认真组织好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工作，按照有关地区、部门与我委联合批复的试点《实施方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力求突破，取得实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我委制定了《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参照执行。

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
目前，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大部分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的试点《实施方案》已经得到批复，其他试点企业正在抓紧完成《实施方案》的论证和最后审批工作，部分试点企业陆续挂牌，试点工作已进入操作实施
阶段。为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各试点企业按照已批复的《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明年年底前完成试点任务，为面上企业提供成熟经验，现就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操作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总体目标
操作实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实现制度创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和《公司法》的规定，规范化地试运行改制后的公司制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试点《
实施方案》提出的各项改革，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务求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
明年年底试点工作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试点企业初步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转换经营机制，通过“三改一加强”，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亏损企业扭亏或转化。
二、操作实施阶段的主要工作
1．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的基础上，抓紧办理确定企业法人地位所需的法律文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其董事会应与国有资产授权方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明确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范围、内容以及授权方与被授权方各自的权利和责任，落实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指标和责任；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要确定各出资者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核实企业法人财产占用量，核定资本金，办理产权登记事宜。
2．建立符合《公司法》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相互独立、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形成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各司其职，有效行使决策、监督和执行权，对国有独资公司要同时派
入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经理班子应分设，特别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应尽可能实行分设。目前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逐步向分设的方向过渡。在过渡期间，其董事长应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履行职权，依法自律，接受监督。要全面树立起对出资者负责的
观念，维护出资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对企业的控制，违背《公司章程》，侵害出资者的利益。《公司章程》中应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的组成、权责范围、议事规则（包括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并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范运行。在试点
过程中要定期检查《公司章程》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加以纠正，或对《公司章程》作出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3．进行存量资产重组，依法构造母子公司体制。国有独资公司应把构建多元产权结构的子公司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抓紧抓好。通过调整企业存量资产，构建多元产权结构，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促进政企分开。可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采取部分债权转为股权、
吸引国内外法人资本投入或置换产权等形式，将具备条件的所属企业依法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子公司构建过程中，一是对存量资产必须进行评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子公司与分公司的设置既要遵循《公司法》的规范要求，又要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防止盲目照搬或搞形式；三是依据母子公司之间的产权纽带关系构建母子公司体制，严格执行《公司法》，依法保护子公司的法人财产权。
4．加大企业内部改革力度。企业内部改革的重点是抓好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减员增效机制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试点企业要在做好定员、定额的基础上，实行择优竞争上岗。对于富余人员，在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内部转岗培训、提前退养等方式自行消化为主的
基础上，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提供再就业机会，广泛组织各种转岗职业培训，制定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根据职工的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劳动责任、劳动条件和实际贡献，拉开分配档次，实行适合本企业特点的
工资制度和具体分配形式。
5．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内部管理。要继续深入开展“转机制、抓管理、练内功、增效益”活动，在建设好班子、建立好机制、创造好产品上狠下功夫，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和综合实力。树立市场观念，增强竞争意识，制订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战略，强化市
场营销体系，建立适合自身经营战略和市场环境、生产条件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以及配套的管理办法。通过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机构，形成科学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从班组抓起，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依法严格管理。切实加
强管理基础工作，特别是与国际接轨的质量、财务、营销管理制度。加强职工在职和转岗培训，逐步建立健全包括培训、使用、选拔、奖惩、监督等环节的人才开发系统，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认真实行《两则》，严格结算纪律，加速资金周转，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6．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内外市场状况，紧密结合企业“九五”发展规划，确定企业技改目标和项目，落实技术改造措施。在机制得到转换、结构趋于合理的基础上，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技术改造步伐。要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技术开发体系和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成
为技术开发的主体，提高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7．认真贯彻执行所属地区或部门关于试点工作的决定或意见。对于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探索协调解决的途径。可按照规定程序，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报外经、外贸、外事权及申办财务公司和申请股票上市。
8．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试点工作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制定转变政府职能、对试点企业实行新的管理制度的方案，明确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搞好试点工作的责任。要在建立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体系，盘活国有资产存量，降低试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
轻企业办社会和冗员负担等方面，出台既体现改革精神、又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性文件，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结合委派董事会成员或派出国有资产产权代表，有组织地对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资产控股的多元投资主体公司的领导班子进行考察，撤换不称职的经营者，调整问题多、矛盾大的班子
。要结合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组织力量对本地区、本行业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经营现状和存量资产结构进行调查分析，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制订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规划，按照择优扶强原则，鼓励和支持试点企业通过兼并亏困企业，组建企业集团，
迅速发展壮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要抓紧组织落实本地区、本部门关于试点工作已出台的各项政策，确保及时到位。企业提请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问题中尚未落实但又确需解决的，要继续积极协调，予以解决。
三、关于操作实施阶段的进度安排
1．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试点企业《实施方案》的批复工作。《实施方案》尚未批复的试点企业，应抓紧进行论证、协调，12月中旬前务必送国家经贸委或国家体改委报批。
2．各试点企业应在《实施方案》批复后的一个月内，依据《公司法》，完成法人治理结构组建和公司挂牌工作。
3．《实施方案》批复后，要立即制订组织实施《实施方案》的工作进度计划。从今年四季度起到明年年底前，各试点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确定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目标、阶段性工作重点、任务和内容，落实各项工作的负责人，明确职责以及进度、要求，确保各项试点措施尽快到位
。
4．今年年底前，各试点企业要认真总结一年来的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研究改进措施。总结报告应于12月10日前报国家经贸委企业司。
5．国家经贸委将根据试点工作进展情况，适时会同各地区、各部门的试点主管机构，对试点企业情况进行调查，及时总结经验，协调解决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在汇总分析各方面好的做法和有共性的问题的基础上，制定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乃至在面上推广的政策性文件，重大问题上报
国务院。
四、关于做好操作实施阶段工作的要求
1．试点企业《实施方案》批复后，要加强对广大职工的宣传、培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全体职工了解《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理解和支持各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试点措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为企业加大改革力度、落实改革措施奠定
基础。
2．切实加强试点操作实施阶段的组织领导。要做好组织工作，充实和加强试点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切实按照批复后的《实施方案》及工作进度计划，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施各项改革措施，要通过试点，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明显增长，亏损
企业扭亏增盈。
3．结合企业实际，突出重点。试点企业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在试点中切忌搞一刀切。要结合企业的实际，针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关键问题进行突破。在工作安排上要坚持有计划、分步骤、逐步推进的原则，划分工作阶段，突出各阶段的工作重点，作出周密安排，取得阶段性成果
。要坚持先试点、再推开的原则，认真抓好典型，以点带面，引导试点工作深入发展。
4．各地区、各部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切实转变职能，为试点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努力探索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职能分开，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的有效途径；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制
改革等配套改革，创造有利于试点不断深入的宏观环境，为其他试点企业和面上国有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

附件二 30户试点企业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出台

1995年12月6日

为指导国务院确定的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顺利推进，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经部际联席会议协商研究，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就国务院有关部门选报的30户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以下简称试点企业）有关政策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一、关于试点企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问题。试点企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确定，应根据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的有关规定，区别情况，分别采取以下处理办法：
1．试点企业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确定，要与其主管部门的机构改革统盘考虑。在国家有关政策出台前，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试点企业，可以由主管部门改建成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职能，或者由其主管部门暂时代行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职能。
2．国务院确定的三户进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的全国性总公司的直属试点企业，其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为其所属的国家控股公司；尚未开展国家控股公司试点的全国性总公司的直属试点企业，由其总公司作为试点企业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
二、关于试点企业原“中国”字头的使用问题。试点企业作为原国有企业的改制，在工商登记时按企业变更处理，不按新设立企业处理，名称原冠有“中国”字头的，经原核准机关同意，可继续保留。
三、关于试点企业成立财务公司问题。试点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可根据《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建立财务公司的实施办法》（银发〔1992〕273号）文件的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成立财务公司。具体审批程序为：
（一）凡具备条件的企业集团拟设立财务公司，应由试点企业集团核心企业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1．可证明企业集团合法性的有关文本、企业集团组织章程；
2．有关部门出具的企业集团成员单位名单；
3．集团紧密层企业的财务、会计和统计报表；
4．设立财务公司的申请报告；
5．设立财务公司的可行性报告（包括企业集团的基本概况、资产负债情况、中长期发展计划、主要产品和服务的发展潜力及盈利前景预测等内容）；
6．拟设财务公司的近期经营计划及盈利前景预测；
7．拟设财务公司组织章程（包括机构名称、机构性质、经营宗旨、资本数额、业务范围、组织形式、经营管理以及公司地址等事项）；
8．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部门出具的验资证明，由企业联合投资形成的资本金，必须提供相应的协议书和入帐凭证；
9．集团有关部门提供的拟任公司负责人名单及简历；
10．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经批准的财务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财务公司凭以上证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四、关于试点企业外贸、外经权问题。具备条件的试点企业，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可赋予外贸、外经自主权，成立独立的进出口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商品进出口、对外经济合作、对外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等业务。试点企业可向外经贸部申报。生产企业可按《国务院批转经
贸部、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有关意见的通知》（国发〔1992〕30号文件）规定的申报程序办理；流通企业可按《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内贸部关于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意见的通知》（国发〔1993〕76号文件）规定的申
报程序办理。
五、关于试点企业“拨改贷”问题。试点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按国务院国发〔1995〕20号文件规定办理。试点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迅速准备有关申报材料，按国家计委、财政部计投资〔1995〕1387号文件规定的程序上报国家计委、财政
部，同时抄报国家经贸委。
六、关于试点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问题。试点企业要求公开发行Ａ股并上市交易的，按规定程序申报。各地人民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在国务院证券委、国家计委下达的新股发行额度内，优先推荐试点企业。选择海外上市企业和发行Ｂ股企业时，国务院证券委、国家计委、国
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根据同等条件优先的原则，予以支持和审批。
七、关于试点企业《试点方案》的协调、论证和审批程序问题。
（一）协调、论证程序。由试点企业的组织实施部门负责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试点企业的《实施方案》进行协调和论证。试点企业《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问题，由试点企业的组织实施部门主持召开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企业所在省、市人民政府参加的协调会议进行协调，基本形成明确
意见后，召开正式论证会议对《实施方案》进行论证，并作出论证意见和会议纪要。
（二）审批程序。由试点企业的组织实施部门负责起草关于试点企业《实施方案》协调、论证情况的报告，按各自的试点工作关系，报经国家经贸委或国家体改委研究同意后，由试点企业的组织实施部门与国家经贸委或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批复，编部门文号。


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

钊作俊*

内容摘要：受贿罪的本质在于背离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作为其法定要件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即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又包括利用与其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的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即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不宜包括事前或者事后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既不单纯是主观要件，也不仅仅是客观要件，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为他人谋利益”不应被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关键词：受贿罪；本质；要件；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关于受贿罪的本质属性
对于犯罪的本质，我国学者一般采社会危害性标准说，并进而认为，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要件中最为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基于此，我国学界在对受贿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廉政建设秩序这一点上，争议不大。成为热点的争议问题是其直接客体的内容及其表述，对此，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以下六种不同的观点：一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二曰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三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四曰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经济管理的正常活动；五曰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和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六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1]
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从立法的规定来看，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一种腐败犯罪。按照有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职务，行使一定的职权，但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国家赋予其职务和职权不是让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更不是便利其实施违法犯罪的，而是用于为国家、社会和公众服务的。就此而言，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是其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条件，他理应严格依法并适用履行，廉洁从政，奉公守法。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反其道而行之，即属于背离职责的行为，而这种背离职责的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因为你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你不应当接受他人的利益；既然你接受了他人的利益，而不管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你的行为就属于不廉洁行为。显然，将廉洁义务作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适合于所有的接受财物的受贿行为。至于受贿行为对其他社会关系的侵犯，我们认为并非必然：首先，受贿有受贿枉法与受贿不枉法之分，受贿枉法者无疑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但受贿不枉法者并不必然侵犯着国家机关及相关单位的正常活动和发展，而仅仅背离了其廉洁义务；其次，受贿有主动交付财物与被动给予之分，基于被动给予的索贿行为当然侵犯着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主动交付他人财物的行为，从民法所有权性质上讲是所有权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何谈侵犯着财产所有权呢？再次，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任何一种经济犯罪都必然危害的社会关系，不具有犯罪客体的直接性和具体性，将其作为受贿罪直接客体的内容，无以正确理解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何况，受贿行为并不必然侵犯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在汉语语词的意义上，“性”字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系性格、属性、归属、表现之义，其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而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是一种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直接客体的内容似与犯罪客体的本质不相符合。有鉴于此，我们主张用权利义务内容比较明显的“廉洁义务”代替“职务廉洁性”。如是，可以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即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不牟求私利的义务。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何种收受行为才背离这一廉洁义务呢？对此，涉及到贿赂的范围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学界存在着“财物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财物说”认为，贿赂仅限于金钱或者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财产性利益当然也不能被包括在内；“财产性利益说”（又称物质性利益说）认为，贿赂除了金钱及其他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如提供房屋使用权、设定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旅游、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贷款利息等；“利益说”（或称需要说）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者精神需要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财产的或非财产性的利益，如安排子女就业、解决招工指标甚至提供色情服务等均应视为贿赂。[2]那么，如何根据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司法实际状况正确界定“贿赂”的范围呢？学界的通说系采财产性利益说，即贿赂的范围除了包括金钱和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3]我们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但我们同时认为，司法实践中还应当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作进一步的扩张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据此，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外的其他手段似应当被包括在贿赂的内容之中。显然，如果仅仅根据刑法分则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贿赂仅仅限于财物，最多可以扩张解释为包括着其他财产性利益；但如果从上述反不正当竞争的立法而言，贿赂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还包括“其他手段”。何谓“其他手段”呢？显然，只要是供“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所使用的手段都属于之，并且又都属于“贿赂”的范围。再进一步从受贿罪的本质在于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角度而言，接受任何不当利益的行为都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如果仅仅惩治接受财物的行为，而不惩治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保护是否全面？是否与受贿的本质相冲突？按照我们对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理解，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背离了廉洁义务，接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背离了廉洁义务，而接受其他利益的行为如接受性服务等，同样背离了廉洁义务。对此，刑法应当作适当修改，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所收受或者接受的任何不当利益都纳入到贿赂之中。事实上，国外有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比如，日本刑法中虽然没有在受贿罪中明确“贿赂”的具体内容，但其判例的解释相当宽泛，具体包括：1、金融利益；2、债务；3、艺妓的表演；4、性服务；5、公私职务的有利地位；6、参与投机事业的机会；7、帮助介绍职业；7、金额、履行期未确定的谢礼；9、将来在建立的公司股票；10、其他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4]这一解释对我们现阶段的惩腐倡廉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应当将国家工作人员背离职责接受的任何不正当利益都作为贿赂的范围，财产属于贿赂，财产性利益也属于贿赂，即使是非财产性利益，如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等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也构成贿赂。当然，这种不能用金钱具体测量的非财产性利益如何作为量刑的根据，我们认为，可以根据行为人接受该非财产性利益而使他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比如以接受性服务或者观看艳舞表演而由相对人支付的金钱为标准，或者根据行为人接受的非财产性利益的次数如接受性服务的次数在三次以上为标准，考虑其犯罪情节，综合认定。
既然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那么，从理论上讲，只要将侵犯该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即构成受贿罪的既遂，而不问该行为是否对其他社会关系造成危害。所谓侵犯廉洁义务的行为实施完毕，就意味着收受或者接受他人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至于如何认定该行为的实施完毕，刑法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从受贿人的承诺时算起，其中，索取贿赂的应从实施索取贿赂行为之时开始；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既遂和未遂的界限，应当取决于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了贿赂；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既遂，应以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了私利作为标准。[5]按照我们的理解，受贿罪是以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为内容的罪种，因此，只要收受或者接受了他人的利益，其廉洁的义务和形象就会被现实的危害着。就此而言，受贿罪是以实际上的获取财物为既遂成立要件的结果犯。显然，第一种观点不适当地扩大了受贿既遂的范围；而第三种观点又人为地缩小了受贿既遂的成立范围，相比之下，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在我们看来，已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并且在实际上获得了数额较大的公共财物的，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构成了现实的危害，从而构成既遂；反之，行为人虽然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财物的，则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尚未造成现实的危害，从而属于犯罪未遂；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以后，在获取财物以前自动中止其接受或者索取财物行为的，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的危害也因此终止，属于犯罪中止，如已经向他人要求给付财物的，由于害怕受到刑事追究而中止索要行为的。为受贿的实施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如为索取他人财物而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等等，均属于犯罪预备；在犯罪的预备阶段，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着手实施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属于犯罪预备，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被他人发现制止预备行为的；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着手于接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则属于预备阶段的中止，如在寻找中介人、介绍人的过程中，打消受贿意念而中止寻找行为的。
二、关于受贿罪的要件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刑法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6]二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而不是指熟悉工作环境的条件，也不是指利用他人职务的方便或影响等条件；[7]三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8]对此，我们认为，受贿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腐败犯罪，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只有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因果联系，才可以称之为腐败犯罪，否则，如果收受财物的行为和职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何谈对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的背离呢？因此，既不能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无限扩大的解释，也不能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基于此，我们主张，贿赂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当指行为人利用自己所担负职务的便利条件，而不能利用他人担负的职务的便利条件。利用他人职务自己收受贿赂，二者之间不具有因果联系，当然不背离其廉洁义务。显然，上述第一种、第三种观点将利用第三者的职务行为收受财物都作为受贿罪处理，过于宽泛地理解了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便利。就此而言，第二种观点较为合适，但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界定。在我们看来，利用职务之便，就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也包括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是指行为人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职权范围内主管、管理、经办钱物或者其他公共事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交易的赤裸裸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具有权钱、权物交易的直接性；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利用本人在职权或者地位上处于控制、操纵、干预他人或者处于优势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未直接利用其的职权，但却利用了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优势和便利条件，如果没有其职权或者地位，权钱交易就不可能实现。与直接利用职权所进行的权钱、权物交易相比，这种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的交易具有间接性。
需要说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仅指利用本人现在职务上的便利，抑或包括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过去曾经担任但现在已不再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现在还未担任但将要担任的某种职务上的便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下的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外国刑法中有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罪的规定。[9]但我国刑法并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仅指利用现有职务上的便利，而不能包括过去或者将来职务上的便利。[10]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
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11]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12]对此如何认识与评价？我们认为，首先，从性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的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既可以是正当的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因为刑法对“利益”的性质未作界定；其次，从作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仅限定着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而不限定索取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法定要件。因为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的法条中，在“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句话之前，用的是“索取他人财物的”，而这个“的”字就意味着其前面的意思和后面的意思是并列的；再次，从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讲，“为他人谋取利益”既不可以作纯主观要件的理解，更不可以作纯客观要件的理解，而应当从主客观相结合、相统一的角度予以理解。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还是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具体案件中，有的可能侧重于客观要件即主要是以客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虽然没有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实际已着手为他人谋利益的；有的则侧重于主观要件即主要是以主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承诺为他人谋利益但最终由于其他原因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到利益。[13]具体而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法定要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事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明知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是对相对人给付财物的报酬，因此，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都完全符合现行刑法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并基于此承诺而接受相对人的财物或者意图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再接受财物的，即构成受贿罪。当然，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必须与所接受的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原因，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没有相对人的给付或者承诺给付财物，行为人就不会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如果行为人作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不是他人给付财物引起的，即非法接受财物与承诺没有因果关系，就体现不出受贿的权钱交易本质，从而也就不成立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承诺所构成的受贿罪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作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一般是会履行承诺的。但不管行为人在实际上是否履行承诺，只要有这种承诺并接受了他人的财物，就构成受贿罪；二是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在先，而接受财物在后的。对此，行为人一般也是会履行承诺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利益，相对人也交付了财物，但由于案发或者其他原因，而在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这种情况也构成受贿罪；三是接受财物与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是在接受他人财物后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其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作出过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事实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其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果。司法实践中这种形式的受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一是接受财物在先，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后，这是最为通常的受贿形式；二是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在先，接受他人财物在后。这种形式虽然较少，但只要查明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具有因果关系，即可以受贿罪论处；三是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受贿也比较少见，因此同样需要查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综上，在被动接受他人财物的受贿案件中，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仅仅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接受了他人财物，还不能据此就认为其行为构成了受贿罪。要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还必须同时证明行为人确曾承诺（不论是事前还是事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虽然没有承诺，但在事实上、客观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或者已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其承诺或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非法接受他人财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否则，仅仅被动接受他人的财物，而未有证据证明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在，按照刑法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就不应当对行为人以受贿罪论处。显然，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背离了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的理念，同时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认定上的困难：如果行为人在客观上、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了利益，这属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对此，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证明，在具体定罪时也不会产生争论；但问题是如果行为人仅仅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由于这种承诺属于主观性的东西，司法实践中往往比较难以认定，从而造成受贿案件的定性困难；有的甚至是虽然作出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后来又不想为相对人谋取利益，从而对造成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上的困难。因此，为了准确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我们建议，刑法应当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要么将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纯记述性的、不需要法官进行价值评价就能作出决定的客观要件，并解释为行为人在实际上为相对人谋取到了利益；[14]要么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在理论上引起争论、在实践中不好证明、不利于操作并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相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东西从受贿罪的法定要件中删去，直接将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因为，收受贿赂的行为本身即背离了其廉洁义务。


*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 ），男，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04.
[2]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11—612.
[3]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36.
[4] 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法学研究,1994,(4).
[5]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695.
[6] 蒋无清.利用第三人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定性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1989,(4).
[7]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0.
[8] 周其华.严重经济犯罪与严重刑事犯罪的认定与处理[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1—42.
[9] 事前受贿罪是指将要充当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关于其将要担任的职务上，接受请托而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事后受贿罪是指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于其任职时接受请托，关于职务上曾从事不正当的行为或不从事应当从事的行为，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详请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783—784.
[10] 当然，从刑法完善的角度而言，对于事前或者事后接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由于其仍然背离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义务，仍应以受贿罪论处。不过，这已不属于“实然”而系属于“应然”的问题。
[11]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604.
[12] 王作富,陈兴良.受贿罪若干要件之研讨[J].载杨敦先,等.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36.
[13] 一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四种情况：其一，已经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尚未实际进行；其二，正在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尚未取得结果；其三，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完全实现；其四，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全部实现了他人的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仅限于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至于这种许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可以不问。详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139—1140.
[14] 这种立法模式显然不利于惩治受贿犯罪，也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在于背离其廉洁义务的意蕴相冲突。


标题：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要件
英文：On the Essence and Essentials of Bribery Crime
——发表于《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